第1036章 大明的文官与武将
朱翊镠为什么要单独拎出退伍军人分配田地的事儿呢?
他可是有用意的。
这还得从朝廷维持军队的供养问题说起,而这个问题又牵涉到明朝治军的方针以及治军的风气等。
当然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更遑论解决了。
都知道明朝文官的地位很高,而武官处处受到文官以及朝廷的压迫。
整个大明一朝,武官最为出名的当属戚继光了。
然而如果没有朱翊镠的介入,戚继光几年之后就会离开人间,按照阴历计算应该是万历十五年十二月。
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戚继光如此声誉与地位,死时朝廷的正式档案中竟没有提到这件事,而万历皇帝听到这个消息是从东厂的人口中得知。
可以说,戚继光是大明最有才能的将领之一(之一其实可以去掉),被罢黜三年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皇帝。
原因何在?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也是整个大明王朝,尤其是永乐朝后武将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武将的地位很低很低,所以不到用时或者失去价值时根本不被重视。
凭良心说,纵观大明一朝所有武将的经历,戚继光的待遇还算不错了。
他的谢世,纵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可在他生前所受到的重视,仍然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将领。
信手拈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他的朋友,也是一代名将俞大猷,屡被参劾,壮志难酬;
卢镗,先被拘禁,后遭斥革;
汤克宽,被拘释放,命令他戴罪立功,最后在塞外为国捐躯;
胡守仁,王如龙,朱钰等将领,都曾是戚继光部下悍将,为大明立过汗马功劳,却都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
当然,同时代也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李成梁,一个是刘显。李成梁与刘显也是屡被弹劾,但就是岿然不动。
倒不是因为他们地位有多高、朝廷有多垂青,而且朝廷离不开他们。
李成梁需要镇守辽东,是辽东的定海神针,刘显负有征剿四川云南“土蛮”的重任,两个地方都找不到其他更为合适的人选取代他们两个的指挥权。
刘显儿子刘綎也是迭经革调,后与努尔哈赤作战仓促进兵力战而死。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所以说戚继光还算比较幸运。
武官令人同情的遭遇,在明朝具有普遍性,甚至可以说有其必然性。
因为明朝重文轻武。
如果仅仅只是重文轻武也好说,关键是武将领兵作战与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水火不容的。
当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冲突迭起,以政治手段无法调剂时,通常就会爆发战争。有时天灾人祸,百姓面临死亡的巨大威胁时,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每当这个时候文官集团是如何抉择的呢?
他们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非要搞到动用武力才能解决的话,那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表现。
文官骨子里好像就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至国家下至个人,绝不能将“力量”作为权威。
然而,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让他们养成了与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
武将需要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成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时,就要集中全力对敌人的心脏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时,就要考虑实际情况,如不可守则需果断放弃;战斗胜利时,就要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会因为其他问题犹豫……
通常情况下,武将会将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死磕到底。
可绝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事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故而,武人在刀剑矢石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心目中只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总之多数文官心里是鄙视军人的。
试问在这样一种风气下,退伍还乡的军人还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吗?
大明甚至可以说整个封建王朝,治理百姓的根本方针几乎没什么两样,那就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
可一个退伍还乡的军人,等于是增加了一个无业游民,他们平时学到的本领与养成的起居习惯,如何适应农村的生活?毫不夸张,无用武之地。
退伍的军人会发现在军队之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文静的仪表、华丽多彩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八面玲珑的机智……可这哪是他们所擅长的能力?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嘛。
因而,退伍还乡的军人是一个极其复杂,且易生事儿的团体。
也许是鉴于唐朝藩镇割据,大明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始,就具有这种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一百年后,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阶段,越到后来越是强盛,他们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上升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
与之相反,武官的社会地位则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缺乏独立、严格的组织,无法与文官分庭抗礼。
以致于许多将领们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可其社会影响力也未必抵得上文官的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这样一种体制与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被历史证明过了。
朱翊镠自然不想重蹈覆辙。
治军必须提上日程。
他指出的退伍还乡的军人所遭遇的境况只是其中一个缩影,或者说只是重文轻武风气下所引发的一个问题。
武人地位本来就低,退伍后就更不用说了,根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社会地位与尊重。退伍还乡后他们毫无用武之地,甚至连生存都成了大问题。
如此一来,潜伏着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他们可不像百姓那样好说话,一激动可是要动拳头揍人的。
朱翊镠了解,在此之前,那些人会将田地寄在豪强权势大户人家那里,自有人种植。然而现在呢?
分田地就是旨在打破这种关系,让百姓手里都有田地,那分到退伍还乡的军人手中的田地怎么办?
他们自己不会种,百姓自己手中又有田地,不想租,寄田更不存在了……那让他们这群人怎么办?
这正是朱翊镠提出的问题。
严永凡肯定想的没有他多,现实也确实没有解决,都已经说了嘛,与锦衣卫差点干起来了,肯定是借助武力将他们暂时压着。
但毋庸置疑,这个问题终究需要面对需要解决,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涉及到治军——至于到底如何整改,朱翊镠还真感到头疼。
大明中后期的军事窳败可谓尽人皆知,其败坏的程度让人难以想象。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嘉靖中后期,一支六十人左右的海寇登陆后深入腹地,如入无人之境到处杀人越货,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虽然最后被歼灭,但他们杀死杀伤的竟有四千多人,而当时留都南京驻有多少军队呢?十二万。
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让人难以想象。
大明军事败坏的程度可见一斑。
理论上,十六世纪中叶,日本这样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到东南沿海各省的安全,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在朱翊镠看来,他倒是觉得以大明的实力应该越海进攻小日本才对。
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与纲纪荡然无存。
而大明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同时据记载,大明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将近两百万。
然而这只是假想,至少朱翊镠觉得目前是假想,即便历史在他手中已经悄然改变,仍然是假想。
因为大明可用的军队少,而野战军的战斗力与农村的民兵几乎相去无几。
这才是现实。
要想攻打小日本,必须先治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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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是有用意的。
这还得从朝廷维持军队的供养问题说起,而这个问题又牵涉到明朝治军的方针以及治军的风气等。
当然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更遑论解决了。
都知道明朝文官的地位很高,而武官处处受到文官以及朝廷的压迫。
整个大明一朝,武官最为出名的当属戚继光了。
然而如果没有朱翊镠的介入,戚继光几年之后就会离开人间,按照阴历计算应该是万历十五年十二月。
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戚继光如此声誉与地位,死时朝廷的正式档案中竟没有提到这件事,而万历皇帝听到这个消息是从东厂的人口中得知。
可以说,戚继光是大明最有才能的将领之一(之一其实可以去掉),被罢黜三年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皇帝。
原因何在?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也是整个大明王朝,尤其是永乐朝后武将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武将的地位很低很低,所以不到用时或者失去价值时根本不被重视。
凭良心说,纵观大明一朝所有武将的经历,戚继光的待遇还算不错了。
他的谢世,纵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可在他生前所受到的重视,仍然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将领。
信手拈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他的朋友,也是一代名将俞大猷,屡被参劾,壮志难酬;
卢镗,先被拘禁,后遭斥革;
汤克宽,被拘释放,命令他戴罪立功,最后在塞外为国捐躯;
胡守仁,王如龙,朱钰等将领,都曾是戚继光部下悍将,为大明立过汗马功劳,却都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
当然,同时代也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李成梁,一个是刘显。李成梁与刘显也是屡被弹劾,但就是岿然不动。
倒不是因为他们地位有多高、朝廷有多垂青,而且朝廷离不开他们。
李成梁需要镇守辽东,是辽东的定海神针,刘显负有征剿四川云南“土蛮”的重任,两个地方都找不到其他更为合适的人选取代他们两个的指挥权。
刘显儿子刘綎也是迭经革调,后与努尔哈赤作战仓促进兵力战而死。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所以说戚继光还算比较幸运。
武官令人同情的遭遇,在明朝具有普遍性,甚至可以说有其必然性。
因为明朝重文轻武。
如果仅仅只是重文轻武也好说,关键是武将领兵作战与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水火不容的。
当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冲突迭起,以政治手段无法调剂时,通常就会爆发战争。有时天灾人祸,百姓面临死亡的巨大威胁时,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每当这个时候文官集团是如何抉择的呢?
他们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非要搞到动用武力才能解决的话,那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表现。
文官骨子里好像就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至国家下至个人,绝不能将“力量”作为权威。
然而,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让他们养成了与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
武将需要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成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时,就要集中全力对敌人的心脏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时,就要考虑实际情况,如不可守则需果断放弃;战斗胜利时,就要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会因为其他问题犹豫……
通常情况下,武将会将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死磕到底。
可绝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事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故而,武人在刀剑矢石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心目中只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总之多数文官心里是鄙视军人的。
试问在这样一种风气下,退伍还乡的军人还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吗?
大明甚至可以说整个封建王朝,治理百姓的根本方针几乎没什么两样,那就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
可一个退伍还乡的军人,等于是增加了一个无业游民,他们平时学到的本领与养成的起居习惯,如何适应农村的生活?毫不夸张,无用武之地。
退伍的军人会发现在军队之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文静的仪表、华丽多彩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八面玲珑的机智……可这哪是他们所擅长的能力?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嘛。
因而,退伍还乡的军人是一个极其复杂,且易生事儿的团体。
也许是鉴于唐朝藩镇割据,大明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始,就具有这种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一百年后,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阶段,越到后来越是强盛,他们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上升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
与之相反,武官的社会地位则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缺乏独立、严格的组织,无法与文官分庭抗礼。
以致于许多将领们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可其社会影响力也未必抵得上文官的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这样一种体制与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被历史证明过了。
朱翊镠自然不想重蹈覆辙。
治军必须提上日程。
他指出的退伍还乡的军人所遭遇的境况只是其中一个缩影,或者说只是重文轻武风气下所引发的一个问题。
武人地位本来就低,退伍后就更不用说了,根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社会地位与尊重。退伍还乡后他们毫无用武之地,甚至连生存都成了大问题。
如此一来,潜伏着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他们可不像百姓那样好说话,一激动可是要动拳头揍人的。
朱翊镠了解,在此之前,那些人会将田地寄在豪强权势大户人家那里,自有人种植。然而现在呢?
分田地就是旨在打破这种关系,让百姓手里都有田地,那分到退伍还乡的军人手中的田地怎么办?
他们自己不会种,百姓自己手中又有田地,不想租,寄田更不存在了……那让他们这群人怎么办?
这正是朱翊镠提出的问题。
严永凡肯定想的没有他多,现实也确实没有解决,都已经说了嘛,与锦衣卫差点干起来了,肯定是借助武力将他们暂时压着。
但毋庸置疑,这个问题终究需要面对需要解决,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涉及到治军——至于到底如何整改,朱翊镠还真感到头疼。
大明中后期的军事窳败可谓尽人皆知,其败坏的程度让人难以想象。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嘉靖中后期,一支六十人左右的海寇登陆后深入腹地,如入无人之境到处杀人越货,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虽然最后被歼灭,但他们杀死杀伤的竟有四千多人,而当时留都南京驻有多少军队呢?十二万。
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让人难以想象。
大明军事败坏的程度可见一斑。
理论上,十六世纪中叶,日本这样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到东南沿海各省的安全,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在朱翊镠看来,他倒是觉得以大明的实力应该越海进攻小日本才对。
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与纲纪荡然无存。
而大明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同时据记载,大明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将近两百万。
然而这只是假想,至少朱翊镠觉得目前是假想,即便历史在他手中已经悄然改变,仍然是假想。
因为大明可用的军队少,而野战军的战斗力与农村的民兵几乎相去无几。
这才是现实。
要想攻打小日本,必须先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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