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七章 赵构绍宋有手段
能在乱世之中中脱颖而出者,都不是易与之辈。
而能在一年时间内,由毫不起眼的九皇子变成承载大宋社稷之“天命之人”,赵构这样的奇迹几乎不可复制。
他的成功有迹可循,并非全靠虚无缥缈的运气。
单凭其人在江陵府仓促登基之后,接连施展的聚人心、稳地方、分朝臣组合拳,就充分展现了其魄力、心机和手段。
赵构这段时间的表现,已经远胜其祖父神宗、其父道君和其兄长渊圣等人,如果将其放在后三者所处的时间段——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现在的天下大势乃是大同灭宋,大宋刚刚重生,就面临着随时都会再次覆亡的恶劣环境。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不团结起来就没法生存的极大压力,才让各怀心思的残宋势力勉强凑合在一起,重建了大宋。
实际上,新宋虽然危机四伏,却还有喘息的机会。
京西南、北路和淮南东、西路四路的同军急速扩张后,已经吃撑,正在集中精力剿匪、清田,逐步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从大同以往的扩张规律看,其短期内再次扩张的欲望应该不会太强。
只要宋军没有不自量力真的“迎二圣,复故土”,在以上战区,近期就不会与同军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甚至,在局部战场上,同宋两军还能暂时维持虚假的均势。
但京西南路的战略要地襄阳被同军掌控,以及两淮尽失,使得弱势的新宋即便与大同帝国有长江天堑阻隔,仍处于极度不利的战略被动局面。
就算赵构将行在由江陵府迁到更南面的潭州,可只要改变不了宋军遇同即溃的颓势,前线和后方就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大同早在七年前便在明州打下楔子,此番又借着大宋灭亡前后的混乱大肆扩张全取两浙路,更是连新宋政权出海逃跑的后路都给堵得死死的。
不奋进,必会死!
可以预见,大同帝国一旦消化了上述地区,必然会发动新的大战。
新宋政权若不能在此之前完成力量整合,别说中兴了,能不能挡住大同的下一波攻势都是两说。
就算抛开对同战略上的全面被动不谈,勉强凑合在一起的新宋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趁着大同灭宋之机,出兵攻陷秦凤路西安州和怀德军的夏人并没有停止扩张。
最近,夏军还增加了兵力,东南攻打秦凤路镇戎军,西北则频繁袭扰熙河兰廓路西宁州,似是打定主意要重新夺回这些年失去的战略要地。
面对同夏两国左右夹击的形势,陕西诸路纵有强兵,也只能步步退缩。
尤其是永兴军路,三面临敌,处处都得布防,处处都可能防不住。
而朝廷南渡之后,原本用于养活陕西诸路兵马的巨量钱粮也无从维持。
这种情况若不能尽快改变,作为大宋国之柱石的西军迟早会崩。
实际上,新宋朝廷已经有大臣建议干脆调西军南下,主动放弃陕西大部,以此诱使同夏两国相争。
坦白地讲,此计若是能成,真引得同宋爆发持久的大战,对暂时没有反击之力的新宋政权来说,未尝不是一步妙棋。
但宋夏两国百年拉锯,无数陕西汉子血洒疆场,早就杀红了眼。
朝廷要是就这样放弃,西军愿不愿意南撤尚是未知数。
就算撤了,他们还会不会为轻易放弃自己家乡的朝廷继续卖命也是未知数。
更重要的是夏军战力很迷,经常连西军都打不过,肯定打不过更加彪悍的同军。
朝廷主动放弃陕西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前脚送给夏人,后脚就落到了大同手中。
而且,陕西诸路相对于大同,就好比两浙路相对于新宋,是新宋政权唯一能对大同构成侧翼威胁的战略凸出部。
陕西在手,新宋就有等待时局变化反攻大同的机会。
一旦失去陕西,就彻底变成了混吃等死的割据政权。
届时,朝廷便是再想乞和,都没有谈判的本钱。
除了保不住也得保的陕西诸路外,赵构还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新宋朝廷威信未立,各路州、府虽然口头上承认朝廷,却以各种借口敷衍,拖延上解朝廷急需的钱粮。
更有甚者,还向朝廷伸手要钱要粮要军队——境内民乱不止,盼天兵前来平乱。
朝廷不扩军就没办法平乱,没有军事上的强大威慑力,就别想号令地方。
可地方不主动解送钱粮,朝廷就没办法扩军。
这就是一个死结,解不开此结,新宋拥有再大的疆域都只是纸面数据。
相对而言,各地蜂蛹群起的溃兵、盗匪和民乱,反而算不上太大的事了。
反正朝廷勉强能够管理的地方也就临近行在的十几个州府,更远的地方已经鞭长莫及了,乱的又不是自己手中的东西,不心疼!
所有的问题都压在了赵构身上,只有处理好了这些事,切实掌控了这些对朝廷阳奉阴违的地方势力,他才是正儿八经的新官家。
面对如此困境,年仅二十岁的赵构展现出完全不同于乃父、乃兄的极大魄力。
其人先是扛住了文臣们的压力,以“不破则不立”的大决心,授予韩世忠、折彦质、刘光世、李成、张俊等人方面之任,命他们接管混乱不堪的各地。
为了抢时间尽快完成军事扩张,赵构只给了众军将朝廷官爵。
各部募军所需的钱粮甲械全靠自筹,最终能够掌控多少军队,全凭个人本事。
大宋王朝能够压制造反成瘾的军队,从而结束混乱的五代乱世,除了以文驭武,并频繁调动军将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等手段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控制钱粮。
无论是最老牌的将门府州折氏,还是军队最为庞杂的西军各军头,都必须依靠朝廷的钱粮才能过活。
便是再能打的军队,没了钱粮,都得抓瞎。
而军队一旦能够自筹钱粮,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军队自收自支,自主性更强,战斗力更有保证,可也会渐渐失控。
此举显然有悖于大宋传统,一个不慎就会养出尾大不掉的藩镇。
但现在新宋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军队就无力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眼前这关都过不去了,哪里还能操心以后有的没的?
而且,以同军的彪悍,也只有藩镇化的军队才有足够的战力勉强与其对抗。
两害相权取其轻,只有先摆脱了随时都会再次国灭的命运,等新宋与大同真正达成战略均势之后,再考虑削藩收兵权的问题。
赵构此举的效果自不用说,仅仅月余时间,就看到了成果。
折彦质、刘光世在军中素有威望,善得兵心,二人将重点放在收编乱军和溃兵上,基本是将旗一树,应者云集。
韩世忠、李成起于行伍,敢打能打,麾下将士也有股狠劲,这二人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平定以钟相为首的民乱上,平乱、整编、屯田一条龙。
而由唐州率部突围南下的军中新秀张俊也不含糊,其人靠着之前的清野,很是搜刮了一大笔钱财。
在如今的大宋,有钱就有兵,有兵就更有钱,如此滚雪球,势力扩张也相当快。
应该说,大宋从来就不缺能人。
只要皇帝敢放权,很快就能有人为朝廷拉起数万大军。
但这些军队空有庞大的数量,现阶段依然是乌合之众。
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训练和磨合,以及在不断的战斗中锤炼,战斗力依然可疑。
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赵构听取了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的建议,遣使入同宣告新宋成立,正式向大同帝国叫板。
此举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一些被大同打怕了的臣子反对。
这些人生怕朝廷过于高调,会引来同军的报复行动。
赵构却认为大同灭宋之心不死,新宋根本藏不住,也不应该藏。
唯有主动应战,才能赢得喜欢邀名的正乾皇帝正视,还能借机扩大新政权的影响力。
这套说辞很迷,并没有多强的说服力。
任何异常行为的背后,都有其原因。
“汉水大捷”之后,同军停止了对赵构的疯狂追击,给了其人喘息之机,让一度计划继续南逃的新宋行在暂时留在了江陵府。
没有了迫在眉睫的压力,原本就勉强凑合在一起的朝臣们便开始闹腾起来,“战与和”“进与退”的争论充斥在每一次朝议之中。
而类似于放弃陕西引同夏两国大战,征召野蛮敢战的南疆夷人对抗同军,编伍福建、广南疍民奇袭大同水师等各种古怪言论,也大有市场。
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大宋肯定是因为自身肯定存在极为严重的问题,才会被新崛起的大同摧枯拉朽般覆灭。
新宋政权能够动用的资源大幅缩水,要想打败大同中兴社稷,就必须亡羊补牢,下狠心解决道君、渊圣两朝遗留的严重问题。
找问题永远比解决问题更简单,找了上百年问题的大宋士大夫们更是极擅此道。
任何一个问题都能找出一堆的原因来,绝对不重样。
每个人都有经天纬地之才,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随便拉出一个,都能吊打几个月前才死在潭州的蔡京老贼。
朝臣们的思想混乱无比,根本无法统一,各种扯皮不断,导致皇帝的任何决策都会有人反对,同时也会有人支持。
纷纷扰扰中,赵构遣使沟通大同的决定勉强得到通过。
为了减少阻力,其人只派出了以尚书比部员外郎万俟卨为首的低级别使团。
赵构在这个时候坚持遣使入同,其真实目的当然不是向大同宣战。
汪伯彦的建议之所以能够打动其人,乃是此举可以解决赵构最致命的法统问题。
大宋灭于大同之手,可绍继大宋社稷的赵构要想坐稳江山,最简单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取得大同正乾皇帝的认可。
这件事说来荒唐,却偏偏有其内在逻辑,也有迫切性。
曾率众伏阙上书的太学生陈东、千里入临安请愿的布衣欧阳澈等人也在大宋覆灭前逃出了临安城,并随众人南渡。
这些人赶到江陵府后,还是一如既往的关心国是,一再向刚刚登基的的赵构上书。
说什么同军不得人心,京西、两淮各地民乱四起,只要官家御驾亲征,翘首亟盼王师北上的中原百姓必会群起响应,大胜同军收复失土的机会就在当前。
赵构之前才被同军追得差点丢了魂,自不可能头脑发热,听信陈东、欧阳澈等人的鬼话,对其上书一概置之不理。
但这些人口才极好,民望也高,在他们的不断鼓动之下,原本对江北之事并不是太热心的江陵百姓也开始躁动起来。
江陵小朝廷新建,面临的形势比起去年同军第一次攻打临安城时要危险得多。
到处都是南渡官民的江陵城人心惶惶,也远不能和大宋提前几年就开始营建的临安城相提并论。
若是任由这些暴民胡作非为,迟早要搞出大事来。
而本打算作为装点门面的元老重臣资政殿大学士李纲赶到行在后,立即反客为主将了赵构一军,更是让其人下不了台。
李纲一到江陵,便向皇帝提出来国是、赦令、战、守、巡幸、本政、责成、修德等“八议”,要求“陛下度其可施行者,愿赐施行,臣乃敢受命”。
如“本政”一议,其人认为“朝廷之尊卑,系于宰相之贤否”,并引用唐武宗朝李德裕之言“宰相非其人,当亟废罢;至天下之政,不可不归中书”,
摆出一副要么不用我,用我就尽归“本政”,别给我掣肘的强硬态度。
再如“修德”之议,李纲更是老气横秋地教导嘴上没毛的小皇帝“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以副天下之望”。
赵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却不得不捏着鼻子接受李纲的所有建议,并付其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之任,以期稳住混乱的朝堂。
这就是赵构固执己见,坚持要遣使入同的原因。
结果,还真让其人赌对了。
正乾皇帝虽然没有亲自接见万俟员外郎,却命外部接受了新宋递交的国书和礼物,还让昏德候赵佶会见了万俟卨,并让其转交亲笔信给自己的第九子赵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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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在一年时间内,由毫不起眼的九皇子变成承载大宋社稷之“天命之人”,赵构这样的奇迹几乎不可复制。
他的成功有迹可循,并非全靠虚无缥缈的运气。
单凭其人在江陵府仓促登基之后,接连施展的聚人心、稳地方、分朝臣组合拳,就充分展现了其魄力、心机和手段。
赵构这段时间的表现,已经远胜其祖父神宗、其父道君和其兄长渊圣等人,如果将其放在后三者所处的时间段——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现在的天下大势乃是大同灭宋,大宋刚刚重生,就面临着随时都会再次覆亡的恶劣环境。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不团结起来就没法生存的极大压力,才让各怀心思的残宋势力勉强凑合在一起,重建了大宋。
实际上,新宋虽然危机四伏,却还有喘息的机会。
京西南、北路和淮南东、西路四路的同军急速扩张后,已经吃撑,正在集中精力剿匪、清田,逐步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从大同以往的扩张规律看,其短期内再次扩张的欲望应该不会太强。
只要宋军没有不自量力真的“迎二圣,复故土”,在以上战区,近期就不会与同军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甚至,在局部战场上,同宋两军还能暂时维持虚假的均势。
但京西南路的战略要地襄阳被同军掌控,以及两淮尽失,使得弱势的新宋即便与大同帝国有长江天堑阻隔,仍处于极度不利的战略被动局面。
就算赵构将行在由江陵府迁到更南面的潭州,可只要改变不了宋军遇同即溃的颓势,前线和后方就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大同早在七年前便在明州打下楔子,此番又借着大宋灭亡前后的混乱大肆扩张全取两浙路,更是连新宋政权出海逃跑的后路都给堵得死死的。
不奋进,必会死!
可以预见,大同帝国一旦消化了上述地区,必然会发动新的大战。
新宋政权若不能在此之前完成力量整合,别说中兴了,能不能挡住大同的下一波攻势都是两说。
就算抛开对同战略上的全面被动不谈,勉强凑合在一起的新宋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趁着大同灭宋之机,出兵攻陷秦凤路西安州和怀德军的夏人并没有停止扩张。
最近,夏军还增加了兵力,东南攻打秦凤路镇戎军,西北则频繁袭扰熙河兰廓路西宁州,似是打定主意要重新夺回这些年失去的战略要地。
面对同夏两国左右夹击的形势,陕西诸路纵有强兵,也只能步步退缩。
尤其是永兴军路,三面临敌,处处都得布防,处处都可能防不住。
而朝廷南渡之后,原本用于养活陕西诸路兵马的巨量钱粮也无从维持。
这种情况若不能尽快改变,作为大宋国之柱石的西军迟早会崩。
实际上,新宋朝廷已经有大臣建议干脆调西军南下,主动放弃陕西大部,以此诱使同夏两国相争。
坦白地讲,此计若是能成,真引得同宋爆发持久的大战,对暂时没有反击之力的新宋政权来说,未尝不是一步妙棋。
但宋夏两国百年拉锯,无数陕西汉子血洒疆场,早就杀红了眼。
朝廷要是就这样放弃,西军愿不愿意南撤尚是未知数。
就算撤了,他们还会不会为轻易放弃自己家乡的朝廷继续卖命也是未知数。
更重要的是夏军战力很迷,经常连西军都打不过,肯定打不过更加彪悍的同军。
朝廷主动放弃陕西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前脚送给夏人,后脚就落到了大同手中。
而且,陕西诸路相对于大同,就好比两浙路相对于新宋,是新宋政权唯一能对大同构成侧翼威胁的战略凸出部。
陕西在手,新宋就有等待时局变化反攻大同的机会。
一旦失去陕西,就彻底变成了混吃等死的割据政权。
届时,朝廷便是再想乞和,都没有谈判的本钱。
除了保不住也得保的陕西诸路外,赵构还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新宋朝廷威信未立,各路州、府虽然口头上承认朝廷,却以各种借口敷衍,拖延上解朝廷急需的钱粮。
更有甚者,还向朝廷伸手要钱要粮要军队——境内民乱不止,盼天兵前来平乱。
朝廷不扩军就没办法平乱,没有军事上的强大威慑力,就别想号令地方。
可地方不主动解送钱粮,朝廷就没办法扩军。
这就是一个死结,解不开此结,新宋拥有再大的疆域都只是纸面数据。
相对而言,各地蜂蛹群起的溃兵、盗匪和民乱,反而算不上太大的事了。
反正朝廷勉强能够管理的地方也就临近行在的十几个州府,更远的地方已经鞭长莫及了,乱的又不是自己手中的东西,不心疼!
所有的问题都压在了赵构身上,只有处理好了这些事,切实掌控了这些对朝廷阳奉阴违的地方势力,他才是正儿八经的新官家。
面对如此困境,年仅二十岁的赵构展现出完全不同于乃父、乃兄的极大魄力。
其人先是扛住了文臣们的压力,以“不破则不立”的大决心,授予韩世忠、折彦质、刘光世、李成、张俊等人方面之任,命他们接管混乱不堪的各地。
为了抢时间尽快完成军事扩张,赵构只给了众军将朝廷官爵。
各部募军所需的钱粮甲械全靠自筹,最终能够掌控多少军队,全凭个人本事。
大宋王朝能够压制造反成瘾的军队,从而结束混乱的五代乱世,除了以文驭武,并频繁调动军将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等手段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控制钱粮。
无论是最老牌的将门府州折氏,还是军队最为庞杂的西军各军头,都必须依靠朝廷的钱粮才能过活。
便是再能打的军队,没了钱粮,都得抓瞎。
而军队一旦能够自筹钱粮,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军队自收自支,自主性更强,战斗力更有保证,可也会渐渐失控。
此举显然有悖于大宋传统,一个不慎就会养出尾大不掉的藩镇。
但现在新宋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军队就无力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眼前这关都过不去了,哪里还能操心以后有的没的?
而且,以同军的彪悍,也只有藩镇化的军队才有足够的战力勉强与其对抗。
两害相权取其轻,只有先摆脱了随时都会再次国灭的命运,等新宋与大同真正达成战略均势之后,再考虑削藩收兵权的问题。
赵构此举的效果自不用说,仅仅月余时间,就看到了成果。
折彦质、刘光世在军中素有威望,善得兵心,二人将重点放在收编乱军和溃兵上,基本是将旗一树,应者云集。
韩世忠、李成起于行伍,敢打能打,麾下将士也有股狠劲,这二人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平定以钟相为首的民乱上,平乱、整编、屯田一条龙。
而由唐州率部突围南下的军中新秀张俊也不含糊,其人靠着之前的清野,很是搜刮了一大笔钱财。
在如今的大宋,有钱就有兵,有兵就更有钱,如此滚雪球,势力扩张也相当快。
应该说,大宋从来就不缺能人。
只要皇帝敢放权,很快就能有人为朝廷拉起数万大军。
但这些军队空有庞大的数量,现阶段依然是乌合之众。
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训练和磨合,以及在不断的战斗中锤炼,战斗力依然可疑。
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赵构听取了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的建议,遣使入同宣告新宋成立,正式向大同帝国叫板。
此举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一些被大同打怕了的臣子反对。
这些人生怕朝廷过于高调,会引来同军的报复行动。
赵构却认为大同灭宋之心不死,新宋根本藏不住,也不应该藏。
唯有主动应战,才能赢得喜欢邀名的正乾皇帝正视,还能借机扩大新政权的影响力。
这套说辞很迷,并没有多强的说服力。
任何异常行为的背后,都有其原因。
“汉水大捷”之后,同军停止了对赵构的疯狂追击,给了其人喘息之机,让一度计划继续南逃的新宋行在暂时留在了江陵府。
没有了迫在眉睫的压力,原本就勉强凑合在一起的朝臣们便开始闹腾起来,“战与和”“进与退”的争论充斥在每一次朝议之中。
而类似于放弃陕西引同夏两国大战,征召野蛮敢战的南疆夷人对抗同军,编伍福建、广南疍民奇袭大同水师等各种古怪言论,也大有市场。
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大宋肯定是因为自身肯定存在极为严重的问题,才会被新崛起的大同摧枯拉朽般覆灭。
新宋政权能够动用的资源大幅缩水,要想打败大同中兴社稷,就必须亡羊补牢,下狠心解决道君、渊圣两朝遗留的严重问题。
找问题永远比解决问题更简单,找了上百年问题的大宋士大夫们更是极擅此道。
任何一个问题都能找出一堆的原因来,绝对不重样。
每个人都有经天纬地之才,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随便拉出一个,都能吊打几个月前才死在潭州的蔡京老贼。
朝臣们的思想混乱无比,根本无法统一,各种扯皮不断,导致皇帝的任何决策都会有人反对,同时也会有人支持。
纷纷扰扰中,赵构遣使沟通大同的决定勉强得到通过。
为了减少阻力,其人只派出了以尚书比部员外郎万俟卨为首的低级别使团。
赵构在这个时候坚持遣使入同,其真实目的当然不是向大同宣战。
汪伯彦的建议之所以能够打动其人,乃是此举可以解决赵构最致命的法统问题。
大宋灭于大同之手,可绍继大宋社稷的赵构要想坐稳江山,最简单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取得大同正乾皇帝的认可。
这件事说来荒唐,却偏偏有其内在逻辑,也有迫切性。
曾率众伏阙上书的太学生陈东、千里入临安请愿的布衣欧阳澈等人也在大宋覆灭前逃出了临安城,并随众人南渡。
这些人赶到江陵府后,还是一如既往的关心国是,一再向刚刚登基的的赵构上书。
说什么同军不得人心,京西、两淮各地民乱四起,只要官家御驾亲征,翘首亟盼王师北上的中原百姓必会群起响应,大胜同军收复失土的机会就在当前。
赵构之前才被同军追得差点丢了魂,自不可能头脑发热,听信陈东、欧阳澈等人的鬼话,对其上书一概置之不理。
但这些人口才极好,民望也高,在他们的不断鼓动之下,原本对江北之事并不是太热心的江陵百姓也开始躁动起来。
江陵小朝廷新建,面临的形势比起去年同军第一次攻打临安城时要危险得多。
到处都是南渡官民的江陵城人心惶惶,也远不能和大宋提前几年就开始营建的临安城相提并论。
若是任由这些暴民胡作非为,迟早要搞出大事来。
而本打算作为装点门面的元老重臣资政殿大学士李纲赶到行在后,立即反客为主将了赵构一军,更是让其人下不了台。
李纲一到江陵,便向皇帝提出来国是、赦令、战、守、巡幸、本政、责成、修德等“八议”,要求“陛下度其可施行者,愿赐施行,臣乃敢受命”。
如“本政”一议,其人认为“朝廷之尊卑,系于宰相之贤否”,并引用唐武宗朝李德裕之言“宰相非其人,当亟废罢;至天下之政,不可不归中书”,
摆出一副要么不用我,用我就尽归“本政”,别给我掣肘的强硬态度。
再如“修德”之议,李纲更是老气横秋地教导嘴上没毛的小皇帝“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以副天下之望”。
赵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却不得不捏着鼻子接受李纲的所有建议,并付其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之任,以期稳住混乱的朝堂。
这就是赵构固执己见,坚持要遣使入同的原因。
结果,还真让其人赌对了。
正乾皇帝虽然没有亲自接见万俟员外郎,却命外部接受了新宋递交的国书和礼物,还让昏德候赵佶会见了万俟卨,并让其转交亲笔信给自己的第九子赵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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