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三章 二圣北狩风雪路
因靠前指挥灭宋之战,正乾六年(公元1127年)的元日(春节),徐泽是在巡幸途中陪同护卫将士和新取之地百姓一起度过的。
但大同帝国开春之后的籍田和紧随其后的灭宋献俘仪式,都需要皇帝亲自参与。
由是,徐泽还是提前结束了本次巡幸。
一月初九,皇帝车驾抵达河北路冀州衡水县。
早在宣和二年,大名府之战同军击败宋军,同舟社控制河北两路后,徐泽便将兴修水利、铺设道路和治理黄河三项大事结合起来抓。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和持续加固,如今的黄河大堤不仅是坚固的防洪工程,还是沟通大同南北的交通要道。
徐泽这次返回燕京,便选择了经由黄河大堤北上,以实地检验这几年的治河成果。
皇帝以万金之躯深入险地,自然会有忠心的大臣极力劝谏,而挂名主持治河大事的工部尚书陈规却丝毫不慌。
黄河大堤加固工程关系国计民生,其人一直都在亲自督办,心里还是有数的,皇帝车驾通过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问题的关键还是此时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黄河全流域大面积封冻,下游流量极小,防洪的压力微乎其微。
要是在这种情况下,都对大堤的牢固程度没有一点信心,其人这个工部尚书也可以直接引咎辞职了。
其实,陈规还是承担了一定压力的。
去年夏天洪峰期,冀州黄河段就曾决堤过,并造成了近万百姓受灾,十余人失踪的严重后果,这也是大臣们反对皇帝“以身涉险”的主要原因。
赵宋王朝违背自然规律试图以水阻兵的“三易回河”之举极度愚蠢,因此而造成的“人灾”即便在其灭亡后,还要持续至少数十年。
所以,早在大同立国前,徐泽便提出了“百年治河”大目标。
结果还算不错,其人这一路走来,无论是堤防体系建设,还是官员对治水工作的熟悉程度,以及百姓抗灾自救的常识掌握,都要明显好于当年。
便是去年的冀州黄河段决堤,洪峰来临前官府发出了预警,决堤后的处置也非常及时有效,将损失降到了最小,灾后重建也比较得力,受灾的百姓基本没有怨言。
当然,问题还是有的。
任何时代都不会缺少混日子、干坏事的官员,大同照样有。
只不过现在尚是欣欣向荣的政权新生阶段,且监部、吏部和法部接连出狠手打击的效果比较明显,相对于腐朽的大宋而言还是少了很多。
总体来说,瑕不掩瑜,这一路的情况还要略略好于徐泽的预期。
皇帝满意的结果,自然是各地表现优异的官员皆有奖赏。
大同立国之后就一直在开疆拓土,官员缺口很大,更需要能臣干吏。
可以想象,这些受奖赏者的前途必然一片光明。
人与人的喜乐哀愁并不相同,有人欢喜必然就有人愁。
因懈怠职事或贪赃枉法而将受到处理的河北官员不提,被同军三路大军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赵构更是一度生出了就这样放弃的颓废想法。
幸好,关键时刻,其人等到了最有力的增援,并成功逃出生天。
当然,宋军的喜讯即是同军失利。
“败了?”
徐泽接过范青递上的第五军军情急报,认真查看起来。
为了创造“十面埋伏终有一疏”的战场形势,马扩之前拟订作战计划时,便刻意控制了各部作战命令下发的时间。
第五军渡江部队收到命令的时间最晚,仓促间难以凑齐运送重炮营过江的船只,且汉阳水系众多重炮营难以展开,便只在汉阳军投入了张雄一个缺编师。
其部在前面的渡江和穿插作战表现都很不错,接连打败了依托地势顽抗的宋军,按时完成了作战计划的各节点任务。
但在渡过汉水,准备截断赵构退路时,半路却杀出来一个程咬金。
宋军韩世忠部意外地出现在战场上,并果断向正在渡江的同军发起了突击。
相对于同宋两军动辄数万人的大战,这场仅有数千人交战非常不起眼,却是同军两军这些年来最激烈的战斗。
战斗结束时,双方各自付出了千余人的伤亡。
同军张雄部在半渡遭击的极度不利形势下,师正亲自打反击,挡住了宋军的疯狂冲击,还救出了绝大部分伤员,严格讲并不能算输。
但宋军韩世忠部也凭此战的战果,顺利遏制住了同军狂飙般地进攻势头,并成功掩护几乎走投无路的康王赵构突出重围。
更难得的是此战还打出了正伤亡交换比,极大的鼓舞了宋军士气,称此一战为“汉水大捷”也绝不为过。
“下发阵图害死人啊!”
放下战报,徐泽以手扶额,为自己在灭宋之后的狂妄自大而检讨。
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自己的轻敌狂妄,才有了马扩这份漏洞明显的作战计划。
由此才给了韩世忠可乘之机,最终造成了数百名忠勇将士的阵亡。
九百多年前的赤壁之战,七百多年前的肥水之战,曹操和苻坚皆是占尽优势,又都在胜券在握时“飘了”,最终功败垂成,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宝贵机遇。
汉水之战并非两军决战,同军也没有失去再次大战的能力,无论是规模,还是战争的结果,都和赤壁、肥水两战不在一个层次上。
但欺负孱弱的赵宋王朝久了,大同帝国从皇帝到一线将士都少了创业之初的那份如履薄冰的谨慎,开始狂妄了,试图一直将宋军操弄于股掌之间,才有此之败。
此事当戒!
当日,正乾皇帝就下发了圣旨,慰问在汉水之战中表现坚韧的第五军第六师,表彰他们团结一心,顽强不退绝不抛弃袍泽的战斗精神。
其人还在圣旨中认真总结了此战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并主动承担了决策失误的责任,勉励六师官兵放下包袱,抓紧时间休整补充,以待再战。
之前,大同朝廷诏告天下赵宋已经灭亡,要求赵宋各残余势力放弃抵抗等待同军接收,以还天下百姓安宁。
从目前反馈的情况来看,仅有实际上已经被同军攻陷大半的两淮和京西北路剩余部分州县受诏出降,其余各地的反应皆很平淡。
究其原因,除了赵宋王朝刚刚灭亡,大部分地方还在凭惯性运转,不及做出反应外,最主要的还是大同没有开出任何出降的优惠条件,没有展现包容天下的大胸怀,让残宋势力选择了观望。
大宋亡了,没有朝廷统筹全国力量,凭借一隅之地继续对抗大同帝国绝对是以卵击石的愚蠢行为。
但只要同军还没有打上门来,又有几个人愿意一点好处都没有,就交出自己掌控的社会资源,然后任由大同主宰自己的命运?
而随着赵构逃出同军追击并登基建国,这些观望的残宋势力在遭受大同沉重打击前,更不会主动投降。
如此也好,同军在两浙路、京西南路的扩张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新收取的淮南和京西四路还有较长一段时间的治安战要打。
在平定境内动乱并初步完成新拓之地社会改革之前,大同帝国不宜继续盲目扩张。
同宋双方在一定时间内,将会出现大战暂停,小战不断的摩擦状态。
如此一来,大同帝国之前划分的战区就有些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
徐泽随即调整了同军的兵力部署:
其一,第四军战区调整为京西北路,主要作战方向为陕西路宋军;
其二,第五军战区调整为淮南两路,主要作战方向为江南诸路宋军;
其三,增援第六军两个师,其军部移至杭州,以尽快拿下两浙路剩余州府。
其四,组建第七军,军正为岳飞,战区为京西南路,主要作战方向为荆湖路和蜀地,并协助第四军、第五军作战。
陕西、江南、荆湖、蜀地、两广等地的地理特点都明显有别于一马平川的中原,很多地方都不利于大规模骑兵和炮兵的快速投送。
不同的地理特点决定不同的战略战术,在大战再次开始前,各军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对残宋势力的压制,并研究本战区的新战法,以备将来的统一之战。
另一边,岳飞攻破临安城后,将赵佶、赵桓两位昏君和赵宋皇室一锅端,为了押送这些人和被俘的大臣北上,其人专门分出了三千人,由郝思文带队。
大冷天里离开舒适的皇宫,在风雪中步行前往数千里之外野蛮荒凉的大同帝国皇都迎接未知的命运,对这些身娇肉嫩的贵人来说,绝对是件足以要命的大磨难。
俘虏们一路磨磨蹭蹭哭哭啼啼,行进速度慢得可以,走了大半个月仍在河北路境内,甚至还落到了正乾皇帝车驾的后面。
不过,这些人走得慢也不全是坏事。
事少吸引了沿途百姓的围观,也算是大涨国威的一件喜事。
押送的同军军士只是远远隔开围观百姓,并不禁止他们的指指点点。
特别是进入河北以后,强烈的今夕对比,早让受尽灾难的各地百姓对腐朽的大宋王朝深恶痛绝,不少人携老扶幼,争相目睹宋室的丑态。
随“二圣”北上的赵宋大臣原本以为这些本是宋民的百姓,肯定有心向宋室的忠臣义士,肯定会周济俘虏们,让同军不敢太过分。
甚至,搞不好还会有人冲击同军,让自己趁乱脱逃。
却不想沿途所见皆是百姓的指点、嘲弄和谩骂,赵宋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何矯、中太一宫使唐恪等人不堪受辱,相继绝食而亡、咬舌自尽。
消息报至正乾皇帝御前,徐泽不置可否。
赵宋王朝已经灭亡,被俘的赵氏昏君、妃嫔和宗亲等,因为身份敏感,肯定要圈禁相当长一段时间,并强迫接受劳动改造。
但其朝臣却不可能真的全部关押到死。
因为如此做不仅是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也显得新朝皇帝没有包容天下的胸襟。
大同的疆域不断扩张,人才缺口始终存在。
而传统的士大夫既有田产美宅权势富贵的物质利益需要,也有入世治国施展平生抱负的精神追求。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乃是读书人的终身目标。
至于这个帝王姓赵,还是姓徐,甚至姓耶律、完颜、孛儿只斤,区别肯定有。
但在只有一个选择的情况下,所谓的气节,能值几个钱?
作为志在天下的王者,对旧朝臣子应该分化、瓦解、打击、使用并举,择其可用者而用之,择其不可用者而弃之。
愿意接受改造,并为新王朝实心做事的,还是要给机会。
对于那些始终不愿接受现实,仇恨抵触大同者,徐泽自然没有耐心慢慢改造他们。
本就不是大同需要的人,死了就死了!
就这样,正乾皇帝的车驾不急不缓地继续向前,并一路视察沿途政事。
但在进入河间府束城县后,徐泽却命车驾加快速度。
因为燕京传来消息:内阁学士赵遹突发恶疾。
赵遹曾是徐泽的忘年之交,也是后者挖到的第一个能臣干吏,还是其同舟社事业扩展期炙手可热的社务部长史,又是大同帝国的国丈。
无论哪种身份,都是尊贵无比。
只因其人当年公开质疑正乾皇帝欲要建立新秩序的大决心,而被徐泽逐出中枢。
赵遹这几年先后出任辽东路和京东东路、河北东路巡抚使,表面看,皇帝对其恩宠不减当年,实际却是逐步被边缘化。
因而,当其子赵永裔出知河间府后,为避免父子同地为官的嫌疑局面,年逾六旬的赵遹便以年老体弱不堪重任为由再三请辞。
皇帝最终从了其人之请,并加其内阁学士,实际是彻底闲置下来。
赵遹这些年其实早想通了自己被边缘化的原因:
不仅是与皇帝执政理念相左,更重要的是身为外戚,不可任显职。
从这点上讲,陛下一直都很清醒,时刻都能分清公与私的界限,坚决不给后世留下可以借鉴的“前例”。
但其人本是劳碌命,一旦闲下来,多年的隐疾便再难压制,终于一病不起。
……
ps:真实历史位面,金人举兵,(宋钦宗)召(赵)遹赴阙,寻卒,其病逝的时间比本位面还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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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同帝国开春之后的籍田和紧随其后的灭宋献俘仪式,都需要皇帝亲自参与。
由是,徐泽还是提前结束了本次巡幸。
一月初九,皇帝车驾抵达河北路冀州衡水县。
早在宣和二年,大名府之战同军击败宋军,同舟社控制河北两路后,徐泽便将兴修水利、铺设道路和治理黄河三项大事结合起来抓。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和持续加固,如今的黄河大堤不仅是坚固的防洪工程,还是沟通大同南北的交通要道。
徐泽这次返回燕京,便选择了经由黄河大堤北上,以实地检验这几年的治河成果。
皇帝以万金之躯深入险地,自然会有忠心的大臣极力劝谏,而挂名主持治河大事的工部尚书陈规却丝毫不慌。
黄河大堤加固工程关系国计民生,其人一直都在亲自督办,心里还是有数的,皇帝车驾通过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问题的关键还是此时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黄河全流域大面积封冻,下游流量极小,防洪的压力微乎其微。
要是在这种情况下,都对大堤的牢固程度没有一点信心,其人这个工部尚书也可以直接引咎辞职了。
其实,陈规还是承担了一定压力的。
去年夏天洪峰期,冀州黄河段就曾决堤过,并造成了近万百姓受灾,十余人失踪的严重后果,这也是大臣们反对皇帝“以身涉险”的主要原因。
赵宋王朝违背自然规律试图以水阻兵的“三易回河”之举极度愚蠢,因此而造成的“人灾”即便在其灭亡后,还要持续至少数十年。
所以,早在大同立国前,徐泽便提出了“百年治河”大目标。
结果还算不错,其人这一路走来,无论是堤防体系建设,还是官员对治水工作的熟悉程度,以及百姓抗灾自救的常识掌握,都要明显好于当年。
便是去年的冀州黄河段决堤,洪峰来临前官府发出了预警,决堤后的处置也非常及时有效,将损失降到了最小,灾后重建也比较得力,受灾的百姓基本没有怨言。
当然,问题还是有的。
任何时代都不会缺少混日子、干坏事的官员,大同照样有。
只不过现在尚是欣欣向荣的政权新生阶段,且监部、吏部和法部接连出狠手打击的效果比较明显,相对于腐朽的大宋而言还是少了很多。
总体来说,瑕不掩瑜,这一路的情况还要略略好于徐泽的预期。
皇帝满意的结果,自然是各地表现优异的官员皆有奖赏。
大同立国之后就一直在开疆拓土,官员缺口很大,更需要能臣干吏。
可以想象,这些受奖赏者的前途必然一片光明。
人与人的喜乐哀愁并不相同,有人欢喜必然就有人愁。
因懈怠职事或贪赃枉法而将受到处理的河北官员不提,被同军三路大军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赵构更是一度生出了就这样放弃的颓废想法。
幸好,关键时刻,其人等到了最有力的增援,并成功逃出生天。
当然,宋军的喜讯即是同军失利。
“败了?”
徐泽接过范青递上的第五军军情急报,认真查看起来。
为了创造“十面埋伏终有一疏”的战场形势,马扩之前拟订作战计划时,便刻意控制了各部作战命令下发的时间。
第五军渡江部队收到命令的时间最晚,仓促间难以凑齐运送重炮营过江的船只,且汉阳水系众多重炮营难以展开,便只在汉阳军投入了张雄一个缺编师。
其部在前面的渡江和穿插作战表现都很不错,接连打败了依托地势顽抗的宋军,按时完成了作战计划的各节点任务。
但在渡过汉水,准备截断赵构退路时,半路却杀出来一个程咬金。
宋军韩世忠部意外地出现在战场上,并果断向正在渡江的同军发起了突击。
相对于同宋两军动辄数万人的大战,这场仅有数千人交战非常不起眼,却是同军两军这些年来最激烈的战斗。
战斗结束时,双方各自付出了千余人的伤亡。
同军张雄部在半渡遭击的极度不利形势下,师正亲自打反击,挡住了宋军的疯狂冲击,还救出了绝大部分伤员,严格讲并不能算输。
但宋军韩世忠部也凭此战的战果,顺利遏制住了同军狂飙般地进攻势头,并成功掩护几乎走投无路的康王赵构突出重围。
更难得的是此战还打出了正伤亡交换比,极大的鼓舞了宋军士气,称此一战为“汉水大捷”也绝不为过。
“下发阵图害死人啊!”
放下战报,徐泽以手扶额,为自己在灭宋之后的狂妄自大而检讨。
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自己的轻敌狂妄,才有了马扩这份漏洞明显的作战计划。
由此才给了韩世忠可乘之机,最终造成了数百名忠勇将士的阵亡。
九百多年前的赤壁之战,七百多年前的肥水之战,曹操和苻坚皆是占尽优势,又都在胜券在握时“飘了”,最终功败垂成,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宝贵机遇。
汉水之战并非两军决战,同军也没有失去再次大战的能力,无论是规模,还是战争的结果,都和赤壁、肥水两战不在一个层次上。
但欺负孱弱的赵宋王朝久了,大同帝国从皇帝到一线将士都少了创业之初的那份如履薄冰的谨慎,开始狂妄了,试图一直将宋军操弄于股掌之间,才有此之败。
此事当戒!
当日,正乾皇帝就下发了圣旨,慰问在汉水之战中表现坚韧的第五军第六师,表彰他们团结一心,顽强不退绝不抛弃袍泽的战斗精神。
其人还在圣旨中认真总结了此战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并主动承担了决策失误的责任,勉励六师官兵放下包袱,抓紧时间休整补充,以待再战。
之前,大同朝廷诏告天下赵宋已经灭亡,要求赵宋各残余势力放弃抵抗等待同军接收,以还天下百姓安宁。
从目前反馈的情况来看,仅有实际上已经被同军攻陷大半的两淮和京西北路剩余部分州县受诏出降,其余各地的反应皆很平淡。
究其原因,除了赵宋王朝刚刚灭亡,大部分地方还在凭惯性运转,不及做出反应外,最主要的还是大同没有开出任何出降的优惠条件,没有展现包容天下的大胸怀,让残宋势力选择了观望。
大宋亡了,没有朝廷统筹全国力量,凭借一隅之地继续对抗大同帝国绝对是以卵击石的愚蠢行为。
但只要同军还没有打上门来,又有几个人愿意一点好处都没有,就交出自己掌控的社会资源,然后任由大同主宰自己的命运?
而随着赵构逃出同军追击并登基建国,这些观望的残宋势力在遭受大同沉重打击前,更不会主动投降。
如此也好,同军在两浙路、京西南路的扩张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新收取的淮南和京西四路还有较长一段时间的治安战要打。
在平定境内动乱并初步完成新拓之地社会改革之前,大同帝国不宜继续盲目扩张。
同宋双方在一定时间内,将会出现大战暂停,小战不断的摩擦状态。
如此一来,大同帝国之前划分的战区就有些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
徐泽随即调整了同军的兵力部署:
其一,第四军战区调整为京西北路,主要作战方向为陕西路宋军;
其二,第五军战区调整为淮南两路,主要作战方向为江南诸路宋军;
其三,增援第六军两个师,其军部移至杭州,以尽快拿下两浙路剩余州府。
其四,组建第七军,军正为岳飞,战区为京西南路,主要作战方向为荆湖路和蜀地,并协助第四军、第五军作战。
陕西、江南、荆湖、蜀地、两广等地的地理特点都明显有别于一马平川的中原,很多地方都不利于大规模骑兵和炮兵的快速投送。
不同的地理特点决定不同的战略战术,在大战再次开始前,各军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对残宋势力的压制,并研究本战区的新战法,以备将来的统一之战。
另一边,岳飞攻破临安城后,将赵佶、赵桓两位昏君和赵宋皇室一锅端,为了押送这些人和被俘的大臣北上,其人专门分出了三千人,由郝思文带队。
大冷天里离开舒适的皇宫,在风雪中步行前往数千里之外野蛮荒凉的大同帝国皇都迎接未知的命运,对这些身娇肉嫩的贵人来说,绝对是件足以要命的大磨难。
俘虏们一路磨磨蹭蹭哭哭啼啼,行进速度慢得可以,走了大半个月仍在河北路境内,甚至还落到了正乾皇帝车驾的后面。
不过,这些人走得慢也不全是坏事。
事少吸引了沿途百姓的围观,也算是大涨国威的一件喜事。
押送的同军军士只是远远隔开围观百姓,并不禁止他们的指指点点。
特别是进入河北以后,强烈的今夕对比,早让受尽灾难的各地百姓对腐朽的大宋王朝深恶痛绝,不少人携老扶幼,争相目睹宋室的丑态。
随“二圣”北上的赵宋大臣原本以为这些本是宋民的百姓,肯定有心向宋室的忠臣义士,肯定会周济俘虏们,让同军不敢太过分。
甚至,搞不好还会有人冲击同军,让自己趁乱脱逃。
却不想沿途所见皆是百姓的指点、嘲弄和谩骂,赵宋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何矯、中太一宫使唐恪等人不堪受辱,相继绝食而亡、咬舌自尽。
消息报至正乾皇帝御前,徐泽不置可否。
赵宋王朝已经灭亡,被俘的赵氏昏君、妃嫔和宗亲等,因为身份敏感,肯定要圈禁相当长一段时间,并强迫接受劳动改造。
但其朝臣却不可能真的全部关押到死。
因为如此做不仅是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也显得新朝皇帝没有包容天下的胸襟。
大同的疆域不断扩张,人才缺口始终存在。
而传统的士大夫既有田产美宅权势富贵的物质利益需要,也有入世治国施展平生抱负的精神追求。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乃是读书人的终身目标。
至于这个帝王姓赵,还是姓徐,甚至姓耶律、完颜、孛儿只斤,区别肯定有。
但在只有一个选择的情况下,所谓的气节,能值几个钱?
作为志在天下的王者,对旧朝臣子应该分化、瓦解、打击、使用并举,择其可用者而用之,择其不可用者而弃之。
愿意接受改造,并为新王朝实心做事的,还是要给机会。
对于那些始终不愿接受现实,仇恨抵触大同者,徐泽自然没有耐心慢慢改造他们。
本就不是大同需要的人,死了就死了!
就这样,正乾皇帝的车驾不急不缓地继续向前,并一路视察沿途政事。
但在进入河间府束城县后,徐泽却命车驾加快速度。
因为燕京传来消息:内阁学士赵遹突发恶疾。
赵遹曾是徐泽的忘年之交,也是后者挖到的第一个能臣干吏,还是其同舟社事业扩展期炙手可热的社务部长史,又是大同帝国的国丈。
无论哪种身份,都是尊贵无比。
只因其人当年公开质疑正乾皇帝欲要建立新秩序的大决心,而被徐泽逐出中枢。
赵遹这几年先后出任辽东路和京东东路、河北东路巡抚使,表面看,皇帝对其恩宠不减当年,实际却是逐步被边缘化。
因而,当其子赵永裔出知河间府后,为避免父子同地为官的嫌疑局面,年逾六旬的赵遹便以年老体弱不堪重任为由再三请辞。
皇帝最终从了其人之请,并加其内阁学士,实际是彻底闲置下来。
赵遹这些年其实早想通了自己被边缘化的原因:
不仅是与皇帝执政理念相左,更重要的是身为外戚,不可任显职。
从这点上讲,陛下一直都很清醒,时刻都能分清公与私的界限,坚决不给后世留下可以借鉴的“前例”。
但其人本是劳碌命,一旦闲下来,多年的隐疾便再难压制,终于一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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