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提头来见
对很多门外汉来说,指挥打仗就是一门玄学。
处于玄之又玄的战局之中,能够准确判断下一场战斗将于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打响的人,都有资格在战争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而能够准确预判敌人的预判,并合理利用手中兵马打得敌人无力招架者,都当得起“名将”之称。
可在真实的战争中,能准确预测敌军行动的将领却少之又少,每一个都是稀缺资源。
不少人因为误判战争形势而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更多的时候则是相互误判而乱打一通,最终的的胜负只取决于双方的“误判率”对比。
严格地讲,大宋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苏迟并不算是门外汉。
其人虽是文官,却因守土有责,对同宋两军的很多战例都有深入研究。
苏迟非常清楚同强宋弱的客观事实,早就预料到只要同军进攻濮州守军必然溃败,也明白济州照样挡不住同军的全力进攻。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以及同军几年内数次南下都是直接威胁开封府的事实,其人之前才会将兵力收缩于有洸水可守的济州任城。
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发挥麾下兵马的最大效能——不求歼敌获胜,只求有效牵制同军兵力,以尽量给朝廷大军争取宝贵的时间。
本就相差天壤的军力,加上错误的布局,注定了宋军这一战极度不利的局面。
大战开始后,濮州不战而降,郓城土豪晁盖又跟着造反,济州门户大开,苏迟之前的布局出现了巨大漏洞。
而此时巨野县城中的兵力却不到三千人,其人只能命范琼急速回防。
勉强知己知彼的苏迟之所以会误判战争形势,在于没有搞懂同军此战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方向,错误地把濮州作为同军南下的侧翼战场,而不是主攻方向。
在其人看来,大同以“讨宋”为由出兵,最优的出兵路线不在京东西路,而在京西北路。
此时黄河正处于封冻期,战力远胜宋军的同军完全可以经怀州强跨黄河,然后一路凿穿郑州、颍昌和汝州,攻入南阳府,逼迫大宋朝廷再次签订城下之盟。
朝廷虽然在郑州东、西两面的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部署有重兵,但靠这些软脚蟹守住城池都够呛,就算冒险出城了,也没办法对同军后路构成实质性威胁。
以同宋两军的战力差距,这一穿凿战术不仅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极大,也符合同军集中兵力直指要害的用兵惯例。
大同最多也就是在开德府部署一支偏师,牵制开封府方向的宋军,以掩护主力快速南下。
只要能成功逼迫大宋朝廷投降,割地赔款还不是要多简单就有多简单。
如此形势下,敌军根本用不着在远离南阳府的京东西路浪费时间。
而大宋要应对的,就是不吃同军声东击西这一套,老老实实集结重兵于京西北路硬着头皮打,依托众多的城池一步步拖疲同军。
然后,再依靠后方持续不断的小规模袭扰战迫使其无功而返。
就算最终不得不和谈,大宋也能付出最小的代价。
袭庆府发生动乱后,京东西路形势无比危急,朝廷却没有从西线抽调一兵一卒,始终将重点放在战场正面上。
苏迟由此相信朝廷肯定比自己更清楚战争整体形势,才能做出如此清醒的应对。
其人要做的,就是守好济州这个关键节点不失,尽力拖住更多的同军,以配合朝廷的疲敌战术。
很明显,忠心大宋的苏副经略使虽然对同军的战力有清醒的认识,却严重误判了大同正乾皇帝涤荡天下的决心。
徐泽发动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当然不是如之前檄文所说,只是为了追究大宋朝廷挑拨同金联盟欲要夹击大同的罪责。
哪怕赵宋朝廷的确有错在先,授人以柄,洗都洗不干净,但这点真不重要。
同军的战术选择,必须服务于大同帝国的战略需要。
徐泽选取的“讨宋”借口再正当,都掩盖不了讨宋之战是大同帝国从赵宋王朝身上割肉的事实。
所谓惩戒教主道君皇帝之语,不过是为了掩盖大同发动拓土战争事实的借口而已,并以此继续麻痹软弱可欺的赵宋朝廷。
徐泽需要软弱的赵宋君臣在不断为大同贡献国土的同时,仍竭尽全力维持其剩余国土的基本稳定,而不会因为害怕国灭身死直接散伙分家当。
毕竟,若是一战就打崩了赵宋朝廷,导致其彻底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神州大地将有极大可能会出现军阀混战生民涂炭的局面。
若是如此,徐泽就只能提前很长时间发动灭宋之战了。
以大同帝国的实力,只要徐泽愿意招降纳叛,两三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收取赵宋剩余国土都不是什么难事。
代价则是扩张过快而不得不继承赵宋王朝绝大部分的历史遗留问题。
不趁着兼并战争消灭尽可能多的守旧势力,就等着新兴的大同帝国在这些人的折腾下快速“折旧”吧。
即便以正乾皇帝的雄才伟略,也不愿面对这样的局面。
徐泽不惧与守旧势力进行任何形式的斗争,不管是来文的还是来武的,玩阳的还是玩阴的,他都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但其人终究只是一个人,要做而又能做的事情太多,他可不想把有限的精力用在与国内守旧势力的勾心斗角上。
家与国在很多方面的道理是相通的,无论治国,还是治家,风气都很重要。
大同帝国虽然处于开拓期,国内的主基调却不是战争,而是建设与发展。
原本动荡的敌国地区纳入大同治下,都能快速安定下来,完成社会改造的底层百姓很容易爆发建设美好家园的激情。
大同国力蒸蒸日上的同时,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在发生着千年未有之变化。
百姓始终都很朴实,明白美好生活从何处来,自己的利益又靠谁来保障后,便自发投身帝国的开拓大业中。
打败时刻不忘颠覆大同的大宋王朝,持续吸纳更多的人口,建立更大的市场,便成了大同帝国从上之下的内在需求。
客观上讲,大同帝国还有很多问题,朝野之间依然存在各种利益争斗。
境内的旧势力面对官府和共建会的强力镇压选择了屈服,但只要有机会,肯定会上窜下跳,尝试夺回他们在社会改革中失去的特权。
不过,这些并不是主流。
正乾皇帝大权独揽,国力蒸蒸日上,内部利益争斗远不足以影响建设与发展的总基调。
这种良好的内部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塑造来说极为重要,甚至重于开拓的速度。
并不是徐泽故意挑起讨宋之战,而是快速发展的大同需要扩张、扩张、再扩张,反倒是徐泽刻意压制本国扩张的速度。
软弱无能的赵宋王朝必须灭亡,但在彻底灭亡之前,这个腐朽的王朝还要完成其该完成的历史使命。
徐泽就是要通过持续的战争,让守旧势力认清大同帝即便开疆拓土也不会与他们妥协的事实。
古往今来,唯一能接受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大宋。
没有了大宋,他们什么都不是。
如此,逼迫这些人自觉坚定对抗之心,主动出人出力大宋王朝。
最终,要么守旧势力众志成城消灭了大同,要么随着大宋一起被消灭。
由此,王黼、孔端操等人在战前主动接触大同欲要投诚的试探,注定不可能得到正乾皇帝的正面回应。
对徐泽来说,提着脑袋坚决抗同的反动派才是好反动派。
还没开打就跪地乞怜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是最有可能毁掉大同事业的寄生虫。
投降可以,先纳上投名状再说!
如同当初的安阳韩氏一样,大同帝国的政策始终对事不对人。
官府不会为了逼迫大族分宗而捏造罪名乱杀人,也不会因为他们老实分宗了,就宽恕犯有重罪的宗族成员。
孔端操撰《孔子改制考》献媚不成反为千夫所指,家门被泼狗血只是第一步。
共建会已经向法部和监部提供了很多信息,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开始的孔氏内斗又牵扯出更多历史悬案。
只待仙源县社会改革初步完成,法部就会组织对孔氏进行清算。
而王黼地位虽崇,家族势力却远不及孔氏,真要投降了反而容易处置。
但其人贵为赵宋王朝的太傅楚国公,一旦投降大同,可能会带动众多赵宋官员争相效仿,却不是徐泽想看到的。
综合以上问题,徐泽确定的讨宋之战第一阶段作战目标,便是暂时避开一直准备投降的开封府留守王黼,先拿下京东西路,再向西步步推进。
以此步步蚕食之态,迫使赵宋朝廷在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下做出改变。
要么变得更加反动,变本加厉地压榨底层百姓;要么学习大同帝国,向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上户开刀,以获取更多的战争潜力。
无论赵宋朝廷选择哪种形式的救亡图存,都是徐泽乐见其成的结果,都能让日后归于大同治下的百姓更深刻地感受到新朝的美好。
同宋两军的差距是全方位的,只要大同不接连犯重大战略性错误,任赵宋如何挣扎,最终都改变不了坐等灭国的命运。
不说战略上的全面被动和军事技术上的代差,仅战术层面,同军这些年持续南征北战锻炼出的大批优秀军事人才,就是赵宋王朝羡慕不来的宝贵财富。
战部在战前制定的作战方案,是以第四、第五两个军合力拿下京东西路。
第四军先出开德府直取濮州,然后继续南下攻下兴仁府;
第五军则出沂州拿下淮阳军,再经徐州北上。
两军会师于南京应天府,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后,再耐心收拾抗同意志最为坚定的济州之敌。
北线大战发起后,第五军前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轻易越过鄄城边境线。
率队的师正解珍敏锐意识到濮州可能不会有大战,当即派人将这一军情汇报给了在开德府靠前指挥的军正牛皋。
牛皋很快就认可了解珍的判断,其人一面派人向后方巡视的皇帝汇报这一情况,一面果断派出岳飞统四个营的骑兵快速穿插以扩大战果。
其人给岳飞的任务是经濮州西南面的临濮县南下,突入兴仁府,搅乱敌军的部署,为随后赶到的步军创造战机。
牛皋知道岳飞善于把握战机,并没有限制死其任务,又给了后者临机决断之权。
等岳飞追上半道的解珍部时,情况已经再次发生了变化。
得知同军攻入濮州,鄄城投降后,范县、雷泽、临濮三县也跟着投了降,雷泽守军还主动提供了济州方面最新的军事情报。
岳飞认为本部是骑兵,没有携带重武器,即使马上突入到防守严密的兴仁府,也很难攻城,反倒是兵力空虚的济州大有可为。
解珍支持其人的想法,却没有放弃既定进攻计划。
两部刚刚会师,便又分开。
解珍率步兵接管临濮,并继续向南攻入兴仁府南华县。
岳飞则率骑兵经雷泽东进济州,其部刚进郓城境内,前锋耶律九斤便遇到了一队正在抢夺百姓家中财物的匪军。
同军军纪严格,对祸害百姓者从来都是从重从速处理,而岳飞部尤甚。
耶律九斤虽是契丹人,却深受岳飞影响,当即抓住了这队祸害百姓的匪军,并从领头者嘴中得知郓城晁盖已反的消息。
晁盖自知力薄,害怕官兵前来镇压,造反后就一面大肆裹挟周边百姓为伍,一面派人前往濮州,告知同济州百姓急盼王师入境。
这队人马正是晁盖派出迎接同军使者,带队小头目段景住途中见到一上户人家有马,寻思着见王师总得有点排面,遂前去以迎大同王师的名义征用。
结果,自然是遭到严辞拒绝,于是便有了耶律九斤等人之前见到的一幕。
冲突中共有三人受伤,一人死亡,死者正是拒绝献马的上户家主。
随即赶到的岳飞得知了此事的详细情况,当即命人砍了段景住,并安排耶律九斤快马将其人的头颅送到蔡合镇给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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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玄之又玄的战局之中,能够准确判断下一场战斗将于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打响的人,都有资格在战争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而能够准确预判敌人的预判,并合理利用手中兵马打得敌人无力招架者,都当得起“名将”之称。
可在真实的战争中,能准确预测敌军行动的将领却少之又少,每一个都是稀缺资源。
不少人因为误判战争形势而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更多的时候则是相互误判而乱打一通,最终的的胜负只取决于双方的“误判率”对比。
严格地讲,大宋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苏迟并不算是门外汉。
其人虽是文官,却因守土有责,对同宋两军的很多战例都有深入研究。
苏迟非常清楚同强宋弱的客观事实,早就预料到只要同军进攻濮州守军必然溃败,也明白济州照样挡不住同军的全力进攻。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以及同军几年内数次南下都是直接威胁开封府的事实,其人之前才会将兵力收缩于有洸水可守的济州任城。
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发挥麾下兵马的最大效能——不求歼敌获胜,只求有效牵制同军兵力,以尽量给朝廷大军争取宝贵的时间。
本就相差天壤的军力,加上错误的布局,注定了宋军这一战极度不利的局面。
大战开始后,濮州不战而降,郓城土豪晁盖又跟着造反,济州门户大开,苏迟之前的布局出现了巨大漏洞。
而此时巨野县城中的兵力却不到三千人,其人只能命范琼急速回防。
勉强知己知彼的苏迟之所以会误判战争形势,在于没有搞懂同军此战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方向,错误地把濮州作为同军南下的侧翼战场,而不是主攻方向。
在其人看来,大同以“讨宋”为由出兵,最优的出兵路线不在京东西路,而在京西北路。
此时黄河正处于封冻期,战力远胜宋军的同军完全可以经怀州强跨黄河,然后一路凿穿郑州、颍昌和汝州,攻入南阳府,逼迫大宋朝廷再次签订城下之盟。
朝廷虽然在郑州东、西两面的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部署有重兵,但靠这些软脚蟹守住城池都够呛,就算冒险出城了,也没办法对同军后路构成实质性威胁。
以同宋两军的战力差距,这一穿凿战术不仅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极大,也符合同军集中兵力直指要害的用兵惯例。
大同最多也就是在开德府部署一支偏师,牵制开封府方向的宋军,以掩护主力快速南下。
只要能成功逼迫大宋朝廷投降,割地赔款还不是要多简单就有多简单。
如此形势下,敌军根本用不着在远离南阳府的京东西路浪费时间。
而大宋要应对的,就是不吃同军声东击西这一套,老老实实集结重兵于京西北路硬着头皮打,依托众多的城池一步步拖疲同军。
然后,再依靠后方持续不断的小规模袭扰战迫使其无功而返。
就算最终不得不和谈,大宋也能付出最小的代价。
袭庆府发生动乱后,京东西路形势无比危急,朝廷却没有从西线抽调一兵一卒,始终将重点放在战场正面上。
苏迟由此相信朝廷肯定比自己更清楚战争整体形势,才能做出如此清醒的应对。
其人要做的,就是守好济州这个关键节点不失,尽力拖住更多的同军,以配合朝廷的疲敌战术。
很明显,忠心大宋的苏副经略使虽然对同军的战力有清醒的认识,却严重误判了大同正乾皇帝涤荡天下的决心。
徐泽发动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当然不是如之前檄文所说,只是为了追究大宋朝廷挑拨同金联盟欲要夹击大同的罪责。
哪怕赵宋朝廷的确有错在先,授人以柄,洗都洗不干净,但这点真不重要。
同军的战术选择,必须服务于大同帝国的战略需要。
徐泽选取的“讨宋”借口再正当,都掩盖不了讨宋之战是大同帝国从赵宋王朝身上割肉的事实。
所谓惩戒教主道君皇帝之语,不过是为了掩盖大同发动拓土战争事实的借口而已,并以此继续麻痹软弱可欺的赵宋朝廷。
徐泽需要软弱的赵宋君臣在不断为大同贡献国土的同时,仍竭尽全力维持其剩余国土的基本稳定,而不会因为害怕国灭身死直接散伙分家当。
毕竟,若是一战就打崩了赵宋朝廷,导致其彻底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神州大地将有极大可能会出现军阀混战生民涂炭的局面。
若是如此,徐泽就只能提前很长时间发动灭宋之战了。
以大同帝国的实力,只要徐泽愿意招降纳叛,两三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收取赵宋剩余国土都不是什么难事。
代价则是扩张过快而不得不继承赵宋王朝绝大部分的历史遗留问题。
不趁着兼并战争消灭尽可能多的守旧势力,就等着新兴的大同帝国在这些人的折腾下快速“折旧”吧。
即便以正乾皇帝的雄才伟略,也不愿面对这样的局面。
徐泽不惧与守旧势力进行任何形式的斗争,不管是来文的还是来武的,玩阳的还是玩阴的,他都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但其人终究只是一个人,要做而又能做的事情太多,他可不想把有限的精力用在与国内守旧势力的勾心斗角上。
家与国在很多方面的道理是相通的,无论治国,还是治家,风气都很重要。
大同帝国虽然处于开拓期,国内的主基调却不是战争,而是建设与发展。
原本动荡的敌国地区纳入大同治下,都能快速安定下来,完成社会改造的底层百姓很容易爆发建设美好家园的激情。
大同国力蒸蒸日上的同时,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在发生着千年未有之变化。
百姓始终都很朴实,明白美好生活从何处来,自己的利益又靠谁来保障后,便自发投身帝国的开拓大业中。
打败时刻不忘颠覆大同的大宋王朝,持续吸纳更多的人口,建立更大的市场,便成了大同帝国从上之下的内在需求。
客观上讲,大同帝国还有很多问题,朝野之间依然存在各种利益争斗。
境内的旧势力面对官府和共建会的强力镇压选择了屈服,但只要有机会,肯定会上窜下跳,尝试夺回他们在社会改革中失去的特权。
不过,这些并不是主流。
正乾皇帝大权独揽,国力蒸蒸日上,内部利益争斗远不足以影响建设与发展的总基调。
这种良好的内部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塑造来说极为重要,甚至重于开拓的速度。
并不是徐泽故意挑起讨宋之战,而是快速发展的大同需要扩张、扩张、再扩张,反倒是徐泽刻意压制本国扩张的速度。
软弱无能的赵宋王朝必须灭亡,但在彻底灭亡之前,这个腐朽的王朝还要完成其该完成的历史使命。
徐泽就是要通过持续的战争,让守旧势力认清大同帝即便开疆拓土也不会与他们妥协的事实。
古往今来,唯一能接受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大宋。
没有了大宋,他们什么都不是。
如此,逼迫这些人自觉坚定对抗之心,主动出人出力大宋王朝。
最终,要么守旧势力众志成城消灭了大同,要么随着大宋一起被消灭。
由此,王黼、孔端操等人在战前主动接触大同欲要投诚的试探,注定不可能得到正乾皇帝的正面回应。
对徐泽来说,提着脑袋坚决抗同的反动派才是好反动派。
还没开打就跪地乞怜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是最有可能毁掉大同事业的寄生虫。
投降可以,先纳上投名状再说!
如同当初的安阳韩氏一样,大同帝国的政策始终对事不对人。
官府不会为了逼迫大族分宗而捏造罪名乱杀人,也不会因为他们老实分宗了,就宽恕犯有重罪的宗族成员。
孔端操撰《孔子改制考》献媚不成反为千夫所指,家门被泼狗血只是第一步。
共建会已经向法部和监部提供了很多信息,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开始的孔氏内斗又牵扯出更多历史悬案。
只待仙源县社会改革初步完成,法部就会组织对孔氏进行清算。
而王黼地位虽崇,家族势力却远不及孔氏,真要投降了反而容易处置。
但其人贵为赵宋王朝的太傅楚国公,一旦投降大同,可能会带动众多赵宋官员争相效仿,却不是徐泽想看到的。
综合以上问题,徐泽确定的讨宋之战第一阶段作战目标,便是暂时避开一直准备投降的开封府留守王黼,先拿下京东西路,再向西步步推进。
以此步步蚕食之态,迫使赵宋朝廷在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下做出改变。
要么变得更加反动,变本加厉地压榨底层百姓;要么学习大同帝国,向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上户开刀,以获取更多的战争潜力。
无论赵宋朝廷选择哪种形式的救亡图存,都是徐泽乐见其成的结果,都能让日后归于大同治下的百姓更深刻地感受到新朝的美好。
同宋两军的差距是全方位的,只要大同不接连犯重大战略性错误,任赵宋如何挣扎,最终都改变不了坐等灭国的命运。
不说战略上的全面被动和军事技术上的代差,仅战术层面,同军这些年持续南征北战锻炼出的大批优秀军事人才,就是赵宋王朝羡慕不来的宝贵财富。
战部在战前制定的作战方案,是以第四、第五两个军合力拿下京东西路。
第四军先出开德府直取濮州,然后继续南下攻下兴仁府;
第五军则出沂州拿下淮阳军,再经徐州北上。
两军会师于南京应天府,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后,再耐心收拾抗同意志最为坚定的济州之敌。
北线大战发起后,第五军前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轻易越过鄄城边境线。
率队的师正解珍敏锐意识到濮州可能不会有大战,当即派人将这一军情汇报给了在开德府靠前指挥的军正牛皋。
牛皋很快就认可了解珍的判断,其人一面派人向后方巡视的皇帝汇报这一情况,一面果断派出岳飞统四个营的骑兵快速穿插以扩大战果。
其人给岳飞的任务是经濮州西南面的临濮县南下,突入兴仁府,搅乱敌军的部署,为随后赶到的步军创造战机。
牛皋知道岳飞善于把握战机,并没有限制死其任务,又给了后者临机决断之权。
等岳飞追上半道的解珍部时,情况已经再次发生了变化。
得知同军攻入濮州,鄄城投降后,范县、雷泽、临濮三县也跟着投了降,雷泽守军还主动提供了济州方面最新的军事情报。
岳飞认为本部是骑兵,没有携带重武器,即使马上突入到防守严密的兴仁府,也很难攻城,反倒是兵力空虚的济州大有可为。
解珍支持其人的想法,却没有放弃既定进攻计划。
两部刚刚会师,便又分开。
解珍率步兵接管临濮,并继续向南攻入兴仁府南华县。
岳飞则率骑兵经雷泽东进济州,其部刚进郓城境内,前锋耶律九斤便遇到了一队正在抢夺百姓家中财物的匪军。
同军军纪严格,对祸害百姓者从来都是从重从速处理,而岳飞部尤甚。
耶律九斤虽是契丹人,却深受岳飞影响,当即抓住了这队祸害百姓的匪军,并从领头者嘴中得知郓城晁盖已反的消息。
晁盖自知力薄,害怕官兵前来镇压,造反后就一面大肆裹挟周边百姓为伍,一面派人前往濮州,告知同济州百姓急盼王师入境。
这队人马正是晁盖派出迎接同军使者,带队小头目段景住途中见到一上户人家有马,寻思着见王师总得有点排面,遂前去以迎大同王师的名义征用。
结果,自然是遭到严辞拒绝,于是便有了耶律九斤等人之前见到的一幕。
冲突中共有三人受伤,一人死亡,死者正是拒绝献马的上户家主。
随即赶到的岳飞得知了此事的详细情况,当即命人砍了段景住,并安排耶律九斤快马将其人的头颅送到蔡合镇给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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