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不朽的诱惑
安阳韩氏的崩解并没有在河北路士民中引起轰动,也没有让徐泽的“高度关注”。
其人只是在知沧州事韩肖胄以举家欲要迁徙至沧州置业,援引“官守乡邦,著令有禁”“亲民官于令,罢任处不得寄居,及现任官不得于所任州县典买田宅”的禁令请辞时,大笔一挥,同意了韩肖胄的请辞。
这段时间,河北两路最热门的话题,不是百年大族安阳韩氏即将成为历史,也不是越来越深入的税法改革触及了多少人的利益,而是同舟社明春将要开始的开科取士。
最初,河北两路的士子对反贼组织的科举还不甚热心,或者说,就算热心功名,也不能表现得太急切,总要端起架子,表明自己的气节才行。
将这件事炒热的,是为了科举入仕而几近疯狂的京东东路士子。
因同舟社科考方案与赵宋相差甚远,徐泽特意让教曹提前放出相关细则,以让士子们预有准备,具体的考试时间定在明年春天。
距开科时间还有几个月,当河北士子还在讨论科举方案中的诸多不合理之处时,很多京东士子却已经带着行李跑到大名府,并在大名书院附近租房复习功课。
被徐泽晾了整整三年的京东士子得知同舟社开科后,立即爆发了建功新王朝,博取从龙之功的强烈事业心。
科举方案合不合理,今科有多少录取指标,“文综”和“格综”的指标又如何分配等等,统统都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同舟社终于要开科取士,愿意给没有完成同舟书院学业的士子们一条进身之阶,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还想要啥?
指标再少,那也是河北和京东的“北地”士子们自己比,远比参加赵宋科举,同江南诸科举强路的士子血拼要强得多。
有琢磨这些乱七八糟问题的时间,还不如买了书院的教材抓紧时间研读,自己实在琢磨不会的,还可以申请到大名书院旁听授课。
从梁山书院建成开始,徐泽就保留了定期到书院讲大课的习惯,这个习惯从梁山带到到之罘,再带到诸城,又到了大名府。
虽然因为事务越来越繁忙,徐泽到书院检查的时间越来越少,但就算再忙,定期讲大课的习惯却是从未改变。
有志于出仕同舟社的京东士子对徐泽这一习惯自然不会陌生,提前几个月跑到大名府备考,就是为了近距离倾听徐社首的讲课,这可是相当于提前探知了考题范围啊。
就算社首不泄题,通过听课掌握社首的说话风格和个人倾向,也无异于增加了通过考试的筹码,能不积极吗?
京东士子的参考热情,让河北士子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原本就有些动摇准备参考的士子随即坚定起来,而最初不甚热心的士子,生怕被京东士子抢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变得紧张热切起来。
没有辜负京东士子的热切期望,徐泽很快就到书院上了大课。
因为旁听的士子实在太多,大教室也坐不下,徐泽索性将课堂搬到了室外的大操场上。
授课的标题为《格物问道——学之根本》。
同以往一样,徐泽的授课深入浅出,却发人深省。
这次,社首重新定义了“学问”一词。
学问是什么?
学问从何处来?
我们需要怎样的学问?
徐泽强调学问学问,要学要问,既要学系统的理论的知识,也要学实践的经验。
在学懂了之后可教会别人的知识才能称为“学问”。
远古时代,人类茹毛饮血,同样的时间,谁能比别人狩到更多的猎物,采集更多的果实,就值得其他人尊重和请教,这人就比别人有学问。
后来,生产进步,人类开始种植、养殖,谁种的地好,养的猪肥,就是比别人有学问。
再后来,有了文字,有人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探索进行归纳和总结,并记录下来,这人也比别人有学问……
人类在不断演进,社会在不断发展,分科越来越精细,对“学问”的定义也变得越来越玄。
但本质始终没变,只有有益于文明发展方向的知识,才是真学问。
学问也有保质期,必须与时俱进。
春秋战国之时,百家争鸣,为何多年以后,仅剩下儒、法、道等寥寥数家?
不是焚书坑儒(焚书坑儒焚了很多学派的书,坑的也不光是儒生),也不是独尊儒术。
虽然这些事确实与百家衰落有一定的关系,但最关键的还是这些“家”不能与时俱进,解决不了时代问题。
孔子教化弟子三千,周游列国十四年,其学问却始终不得诸侯采用。
反倒是其人离世多年后,儒家才登堂入室,并逐渐一家独大。
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什么“仁”,而是由其徒子徒孙改造后的“儒”符合了时代需求。
春秋战国之时,乃是大争之世,能够让本国变强,力压他国的理论,才是各国所需要。
所以主张“仁”的儒家,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就算门人再多,表现再优秀,顶多被人利用,却无法被人真正采用。
而秦汉之后,天下一统,庞大的国土,持续的叛乱,维护稳定的压力越来越大。
维持上下尊卑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的儒家才有了市场。
而确保王朝大一统,避免思想混乱,就必然要求罢黜百家。
仅此而已。
赵宋是自古以来儒家的巅峰(当时确实是),却解决不了国家积弱积贫的问题。
并非是儒家不努力,儒家已经非常努力,甚至努力过度了。
而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儒家也有“不知”,解决不了一切问题。
儒的最大问题是专注于精神世界和社会规律的探索,逐渐脱离了物质世界,注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就像世上没有万能药一样,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学问也不可能存在。
以维护大一统社会秩序为根本的儒家,本就解决不了割据状态下赵宋面临的问题。
伸手不打笑脸人,徐泽自然不会当着深受儒家教育的士子面,把儒家批得体无完肤。
但这些话也足够骇人听闻了,就在众士子或若有所思,或怒目以视,或泣而长叹之时,
徐泽话锋一转,又回到了“学问”的本质: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探索的总结和归纳。
这就是同舟社书院既授人文之道,又讲格物之学的原因。
授课的最后,徐泽以充满诱惑的语气总结道:
问道天地、格物致知方是学问之根本,谁能在这个问题,甚至于单独的人文之道、格物之学上更近一步,谁就有资格开宗立派,凭借“立言”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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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只是在知沧州事韩肖胄以举家欲要迁徙至沧州置业,援引“官守乡邦,著令有禁”“亲民官于令,罢任处不得寄居,及现任官不得于所任州县典买田宅”的禁令请辞时,大笔一挥,同意了韩肖胄的请辞。
这段时间,河北两路最热门的话题,不是百年大族安阳韩氏即将成为历史,也不是越来越深入的税法改革触及了多少人的利益,而是同舟社明春将要开始的开科取士。
最初,河北两路的士子对反贼组织的科举还不甚热心,或者说,就算热心功名,也不能表现得太急切,总要端起架子,表明自己的气节才行。
将这件事炒热的,是为了科举入仕而几近疯狂的京东东路士子。
因同舟社科考方案与赵宋相差甚远,徐泽特意让教曹提前放出相关细则,以让士子们预有准备,具体的考试时间定在明年春天。
距开科时间还有几个月,当河北士子还在讨论科举方案中的诸多不合理之处时,很多京东士子却已经带着行李跑到大名府,并在大名书院附近租房复习功课。
被徐泽晾了整整三年的京东士子得知同舟社开科后,立即爆发了建功新王朝,博取从龙之功的强烈事业心。
科举方案合不合理,今科有多少录取指标,“文综”和“格综”的指标又如何分配等等,统统都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同舟社终于要开科取士,愿意给没有完成同舟书院学业的士子们一条进身之阶,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还想要啥?
指标再少,那也是河北和京东的“北地”士子们自己比,远比参加赵宋科举,同江南诸科举强路的士子血拼要强得多。
有琢磨这些乱七八糟问题的时间,还不如买了书院的教材抓紧时间研读,自己实在琢磨不会的,还可以申请到大名书院旁听授课。
从梁山书院建成开始,徐泽就保留了定期到书院讲大课的习惯,这个习惯从梁山带到到之罘,再带到诸城,又到了大名府。
虽然因为事务越来越繁忙,徐泽到书院检查的时间越来越少,但就算再忙,定期讲大课的习惯却是从未改变。
有志于出仕同舟社的京东士子对徐泽这一习惯自然不会陌生,提前几个月跑到大名府备考,就是为了近距离倾听徐社首的讲课,这可是相当于提前探知了考题范围啊。
就算社首不泄题,通过听课掌握社首的说话风格和个人倾向,也无异于增加了通过考试的筹码,能不积极吗?
京东士子的参考热情,让河北士子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原本就有些动摇准备参考的士子随即坚定起来,而最初不甚热心的士子,生怕被京东士子抢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变得紧张热切起来。
没有辜负京东士子的热切期望,徐泽很快就到书院上了大课。
因为旁听的士子实在太多,大教室也坐不下,徐泽索性将课堂搬到了室外的大操场上。
授课的标题为《格物问道——学之根本》。
同以往一样,徐泽的授课深入浅出,却发人深省。
这次,社首重新定义了“学问”一词。
学问是什么?
学问从何处来?
我们需要怎样的学问?
徐泽强调学问学问,要学要问,既要学系统的理论的知识,也要学实践的经验。
在学懂了之后可教会别人的知识才能称为“学问”。
远古时代,人类茹毛饮血,同样的时间,谁能比别人狩到更多的猎物,采集更多的果实,就值得其他人尊重和请教,这人就比别人有学问。
后来,生产进步,人类开始种植、养殖,谁种的地好,养的猪肥,就是比别人有学问。
再后来,有了文字,有人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探索进行归纳和总结,并记录下来,这人也比别人有学问……
人类在不断演进,社会在不断发展,分科越来越精细,对“学问”的定义也变得越来越玄。
但本质始终没变,只有有益于文明发展方向的知识,才是真学问。
学问也有保质期,必须与时俱进。
春秋战国之时,百家争鸣,为何多年以后,仅剩下儒、法、道等寥寥数家?
不是焚书坑儒(焚书坑儒焚了很多学派的书,坑的也不光是儒生),也不是独尊儒术。
虽然这些事确实与百家衰落有一定的关系,但最关键的还是这些“家”不能与时俱进,解决不了时代问题。
孔子教化弟子三千,周游列国十四年,其学问却始终不得诸侯采用。
反倒是其人离世多年后,儒家才登堂入室,并逐渐一家独大。
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什么“仁”,而是由其徒子徒孙改造后的“儒”符合了时代需求。
春秋战国之时,乃是大争之世,能够让本国变强,力压他国的理论,才是各国所需要。
所以主张“仁”的儒家,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就算门人再多,表现再优秀,顶多被人利用,却无法被人真正采用。
而秦汉之后,天下一统,庞大的国土,持续的叛乱,维护稳定的压力越来越大。
维持上下尊卑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的儒家才有了市场。
而确保王朝大一统,避免思想混乱,就必然要求罢黜百家。
仅此而已。
赵宋是自古以来儒家的巅峰(当时确实是),却解决不了国家积弱积贫的问题。
并非是儒家不努力,儒家已经非常努力,甚至努力过度了。
而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儒家也有“不知”,解决不了一切问题。
儒的最大问题是专注于精神世界和社会规律的探索,逐渐脱离了物质世界,注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就像世上没有万能药一样,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学问也不可能存在。
以维护大一统社会秩序为根本的儒家,本就解决不了割据状态下赵宋面临的问题。
伸手不打笑脸人,徐泽自然不会当着深受儒家教育的士子面,把儒家批得体无完肤。
但这些话也足够骇人听闻了,就在众士子或若有所思,或怒目以视,或泣而长叹之时,
徐泽话锋一转,又回到了“学问”的本质: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探索的总结和归纳。
这就是同舟社书院既授人文之道,又讲格物之学的原因。
授课的最后,徐泽以充满诱惑的语气总结道:
问道天地、格物致知方是学问之根本,谁能在这个问题,甚至于单独的人文之道、格物之学上更近一步,谁就有资格开宗立派,凭借“立言”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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