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穿越者的豪情
在北海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徐泽并没有讲实话。
大宋的各种问题确实很严重,但并没有严重到他讲的那么无解状态。
比如人口总量上,大宋人口虽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数值,可离这片土地的承载极限尚有一段距离。
且大宋能养活超越历朝的人口,的确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农业技术的发展进步,还有农业重心不断南移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但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并不是这些,而是比粟、麦等华夏传统粮种产量更高的占城稻在整个大宋南北得到推广种植。
就如同后世明、清两朝人口能超越历代并不断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却不是什么活民善政,而是得益于来自新大陆的各种良种在境内大力推广一样。
原本的历史线,南渡的赵宋小朝廷仅凭借半壁江山养了活大几千万的人口,也极少发生饥荒,可谓潜力巨大。
等同舟社以后收复燕云,再重开西域,并开发江南,获得更多的可耕种土地后,发展潜力就更大了。
徐泽相信,同舟社肯定能在人口增长达到极限之前,寻找到更进一步的解决方案。
但难的是官府想开发偏僻蛮荒之地,不是一道政令就能行的,需要很多主客观条件综合作用才行。
永远不要高估各级官吏的道德操守,朝廷大规模强制移民,造成的危害,比起一场高烈度的战争而言,并不会小多少。
而且,华夏人深入骨髓的故土情结,哪怕面对可能饿死的风险,也难舍故土。
更勿论背井离乡,去疫瘴横行之地,面对未知的疾疫威胁,并与蛮夷生番争夺并开发新土地了。
江南花石纲之役祸患如此深,愿意出海求生的百姓却仍是如此少,便是明证。
不过,话术嘛,不适当夸大,如何能增加讲话的效果,达到想要达到目的?
大宋其实有机会解决自己的问题,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熙丰变法,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甚至,还因此开启了党争,在某种程度上,把国家推入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
庆历新政为何要把澄清吏治摆在首位?
确实有很多利国立民的善法的熙丰变法,又为何会以失败收场?
问题都出在人——吏治上!
不解决官吏队伍的“思想”问题,再多的伟大设想都只能成为空谈。
这些“思想”问题,又有其宿主各自背后的利益所引导。
大宋众多官员一方面享受着远超历朝的高福利,一方面还占着广阔的田地,经营着大量的商铺,如何可能为了赵氏牺牲自己的利益?
不排除有一些官员,会为了国家的富强,而牺牲自己的“合法利益”。
但这些可以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人,永远都是极少数。
至少,徐泽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
即便必须要为理想而献身,那也必须是他自己的理想,而不是某人强加给他的理想。
人性就是如此,每个时代都有其鲜明的特点,是不可复制,也不能复制的。
原本的历史线,七百多年后,老大的中华帝国一再败于蛮夷之手,辉煌数千年的华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救亡图存成了时代主旋律。
持续百余年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才能诞生众多为了各自理想而献身的伟大人物。
不是有了先进理论才救亡图存,而是在找到先进理论前,就已经救亡图存了。
无数为理想而献身的伟大人物经历了无数失败之后,才选择了先进理论武装的先进组织,实现救亡图存并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
而现在的大宋有什么?
人人为己的现实!
纸醉金迷的东京!
浮云盛世的虚幻!
恢复燕云的迷梦!
人间道国的荒唐!
即便国破之后,再建小朝廷,仍有暖风吹得游人醉的“临安”!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掌握了先进理论的穿越者,就能为所欲为?
做啥春秋大梦呢!
大宋并不是生来就等死的腐朽政权,它也曾努力过,而且一直在努力。
一个健康而强有力的政权,有的是办法通过税收、刑罚、奖惩、改革等手段“损有余而补不足”。
只要社会资源的总量没有减少,国家完全可以合理利用综合手段调配资源,以重新维持社会平衡。
这些道理,后人知道,时人当然也知道,大宋的历代精英们更是明白这一点。
大宋在仁宗赵祯朝,就已经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的地步,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样不行,必须改革。
从庆历新政至今,大宋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变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但都败于吏治,得国不正,管理上就始终放不可手脚。
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的朝代,在吏治上能如何振作?
有谁能在组织力本就薄弱的情况下,靠支持自己的力量,整治支持自己的力量?
而解决不了管理上的循环,就永远不可能解决经济与社会资源的循环,这样的大宋,即便不亡于异族,不亡于人口的循环,也会亡于经济的循环。
靠道德约束官员?
此时尚未经历很多变乱污染,道德的约束力还是有一些的。
但也只是“有一些”而已,靠道德约束文人,只是一个美好的梦而已。
要不了几百年,还会生出水太凉、头皮痒的怪胎。
以酷刑杀戮,剥皮揎草,也永远都杀不尽天下贪官。
最终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思想和利益上的问题,只能靠思想和利益上的方法来解决。
但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最难改造的,恰是人的思想。
相比之下,灌道德鸡汤引导,或以酷刑杀戮震慑,反而要简单得多。
徐泽不是圣人,更不是神,他也没狂妄到认为自己能真正改造时人的思想。
其人的优势在于,他是正处于勃勃生机阶段的造反派领袖,根本就不需要刻意去改造部属的思想。
他只需要把最难吃的思想药丸裹在利益蜜糖中,喂给愿博从龙之功者吃下就行。
这种机会也只有立国之前才能有,真等到天下底定,利益格局基本划分,再做就更难了。
所以,留给徐泽的时间并不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惜在北海会议上威逼利诱,并在会后拿掉赵遹和王进。
大同社会能实现么?
徐泽不知道,千年以后的事,能“预料到”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心怀叵测的神棍。
即便能实现,也不是在同舟社手里。
先天不足的同舟社承担不起这么伟大的历史使命,徐泽对同舟社的定位即是能完成几百年的传承就足矣。
后来事,自有后来人。
但这些,都是不能与人分享的,包括赵遹、王进和宗泽,也包括自己的妻妾。
身处高位,能阅世人无法阅之风景,也必然要承受世人所不能承受之高处寒。
孤独么?
寒冷么?
都是自找的!
当然,徐泽是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的。
或者说,有这些想法的穿越者,根本就不会选择这条道路。
所有人的行为,必然能找到相应的动机支撑。
支撑徐泽的,自有一套理论——立泽福万世之志,破最困难之局,开前人未有之业,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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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的各种问题确实很严重,但并没有严重到他讲的那么无解状态。
比如人口总量上,大宋人口虽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数值,可离这片土地的承载极限尚有一段距离。
且大宋能养活超越历朝的人口,的确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农业技术的发展进步,还有农业重心不断南移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但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并不是这些,而是比粟、麦等华夏传统粮种产量更高的占城稻在整个大宋南北得到推广种植。
就如同后世明、清两朝人口能超越历代并不断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却不是什么活民善政,而是得益于来自新大陆的各种良种在境内大力推广一样。
原本的历史线,南渡的赵宋小朝廷仅凭借半壁江山养了活大几千万的人口,也极少发生饥荒,可谓潜力巨大。
等同舟社以后收复燕云,再重开西域,并开发江南,获得更多的可耕种土地后,发展潜力就更大了。
徐泽相信,同舟社肯定能在人口增长达到极限之前,寻找到更进一步的解决方案。
但难的是官府想开发偏僻蛮荒之地,不是一道政令就能行的,需要很多主客观条件综合作用才行。
永远不要高估各级官吏的道德操守,朝廷大规模强制移民,造成的危害,比起一场高烈度的战争而言,并不会小多少。
而且,华夏人深入骨髓的故土情结,哪怕面对可能饿死的风险,也难舍故土。
更勿论背井离乡,去疫瘴横行之地,面对未知的疾疫威胁,并与蛮夷生番争夺并开发新土地了。
江南花石纲之役祸患如此深,愿意出海求生的百姓却仍是如此少,便是明证。
不过,话术嘛,不适当夸大,如何能增加讲话的效果,达到想要达到目的?
大宋其实有机会解决自己的问题,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熙丰变法,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甚至,还因此开启了党争,在某种程度上,把国家推入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
庆历新政为何要把澄清吏治摆在首位?
确实有很多利国立民的善法的熙丰变法,又为何会以失败收场?
问题都出在人——吏治上!
不解决官吏队伍的“思想”问题,再多的伟大设想都只能成为空谈。
这些“思想”问题,又有其宿主各自背后的利益所引导。
大宋众多官员一方面享受着远超历朝的高福利,一方面还占着广阔的田地,经营着大量的商铺,如何可能为了赵氏牺牲自己的利益?
不排除有一些官员,会为了国家的富强,而牺牲自己的“合法利益”。
但这些可以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人,永远都是极少数。
至少,徐泽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
即便必须要为理想而献身,那也必须是他自己的理想,而不是某人强加给他的理想。
人性就是如此,每个时代都有其鲜明的特点,是不可复制,也不能复制的。
原本的历史线,七百多年后,老大的中华帝国一再败于蛮夷之手,辉煌数千年的华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救亡图存成了时代主旋律。
持续百余年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才能诞生众多为了各自理想而献身的伟大人物。
不是有了先进理论才救亡图存,而是在找到先进理论前,就已经救亡图存了。
无数为理想而献身的伟大人物经历了无数失败之后,才选择了先进理论武装的先进组织,实现救亡图存并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
而现在的大宋有什么?
人人为己的现实!
纸醉金迷的东京!
浮云盛世的虚幻!
恢复燕云的迷梦!
人间道国的荒唐!
即便国破之后,再建小朝廷,仍有暖风吹得游人醉的“临安”!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掌握了先进理论的穿越者,就能为所欲为?
做啥春秋大梦呢!
大宋并不是生来就等死的腐朽政权,它也曾努力过,而且一直在努力。
一个健康而强有力的政权,有的是办法通过税收、刑罚、奖惩、改革等手段“损有余而补不足”。
只要社会资源的总量没有减少,国家完全可以合理利用综合手段调配资源,以重新维持社会平衡。
这些道理,后人知道,时人当然也知道,大宋的历代精英们更是明白这一点。
大宋在仁宗赵祯朝,就已经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的地步,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样不行,必须改革。
从庆历新政至今,大宋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变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但都败于吏治,得国不正,管理上就始终放不可手脚。
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的朝代,在吏治上能如何振作?
有谁能在组织力本就薄弱的情况下,靠支持自己的力量,整治支持自己的力量?
而解决不了管理上的循环,就永远不可能解决经济与社会资源的循环,这样的大宋,即便不亡于异族,不亡于人口的循环,也会亡于经济的循环。
靠道德约束官员?
此时尚未经历很多变乱污染,道德的约束力还是有一些的。
但也只是“有一些”而已,靠道德约束文人,只是一个美好的梦而已。
要不了几百年,还会生出水太凉、头皮痒的怪胎。
以酷刑杀戮,剥皮揎草,也永远都杀不尽天下贪官。
最终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思想和利益上的问题,只能靠思想和利益上的方法来解决。
但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最难改造的,恰是人的思想。
相比之下,灌道德鸡汤引导,或以酷刑杀戮震慑,反而要简单得多。
徐泽不是圣人,更不是神,他也没狂妄到认为自己能真正改造时人的思想。
其人的优势在于,他是正处于勃勃生机阶段的造反派领袖,根本就不需要刻意去改造部属的思想。
他只需要把最难吃的思想药丸裹在利益蜜糖中,喂给愿博从龙之功者吃下就行。
这种机会也只有立国之前才能有,真等到天下底定,利益格局基本划分,再做就更难了。
所以,留给徐泽的时间并不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惜在北海会议上威逼利诱,并在会后拿掉赵遹和王进。
大同社会能实现么?
徐泽不知道,千年以后的事,能“预料到”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心怀叵测的神棍。
即便能实现,也不是在同舟社手里。
先天不足的同舟社承担不起这么伟大的历史使命,徐泽对同舟社的定位即是能完成几百年的传承就足矣。
后来事,自有后来人。
但这些,都是不能与人分享的,包括赵遹、王进和宗泽,也包括自己的妻妾。
身处高位,能阅世人无法阅之风景,也必然要承受世人所不能承受之高处寒。
孤独么?
寒冷么?
都是自找的!
当然,徐泽是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的。
或者说,有这些想法的穿越者,根本就不会选择这条道路。
所有人的行为,必然能找到相应的动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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