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四章 同舟社助剿叛军
高丽权西北面兵马使崔弘宰率领的三万勤王大军,
刚行至大同江边的松林城,朝廷的诏令就快马送至。
诏令主要传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所有兵马立即返回驻地,严防金人东进和驻地民乱。
并监督勤王民军全部就地遣散,违令者以作乱罪论处。
二是策宫主福宁为公主,实封新安州,
当地驻军须与随后赶至的公主卫队移交防务。
三是西北面兵马使驻地由椵岛移至松林。
诏书上的旨意虽然只有三条,但信息量极大,
崔弘宰接过诏令,就立即询问使者。
“开京究竟出了什么事,王上怎么样?”
传诏的内侍安甫麟刚好与崔弘宰相熟,上前一步,小声道。
“相公,王上很好,朝廷已经与同舟社议和,不用再打仗了。”
关系虽熟,但诸如赔款割地、大王即将下罪己诏之类的事,安甫麟还是不敢说出来,
万一因为自己乱说出来,引得大军不稳,
他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崔弘宰也没有再为难其人,当即要安排洗尘宴,
但对方却以还要继续传诏,不敢耽搁为由,匆匆离去。
能被安排出外办差的内侍,无不是精明能干之辈。
安甫麟虽然没有告诉崔弘宰开京中的具体情形,
但“王上很好”“不用再打仗了”两点,就已经足够了。
“王上很好”是崔弘宰最关心的,
毕竟,他个人的荣辱富贵全系于王上一身,
只要撑过了这波动乱,西北面兵马使之前的“权”字就可以去掉了。
若是王上“不好”,那搞不好就会有波折,
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朝堂争斗的牺牲品。
至于“不用再打仗了”,则是底下士卒们最关心的。
勤王之事,急如星火,
但今天是接到勤王令的第三天,
自己统帅的大军,才从平壤赶到临近的松林。
不是崔弘宰不急,胆敢延误军机,而是因为大军士气实在低迷。
自征伐义州开始,大军就一直在途中奔波,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整。
尤其是同舟社反攻高丽后,征北大军更是被反复牵着鼻子跑,士卒们非常疲惫。
更关键的是,每被同舟社调动一次,就要吃一次败仗,对士气的打击太大了。
底层士卒甚至到了谈同舟社色变的程度,掉队逃跑的人越来越多。
实际上,同舟社水师炮轰江华岛,
金缘中风无法理事,崔弘宰接过征北大军指挥权后,
其人就已经在着手率军勤王。
但因为士气低迷的原因,各地分散驻军的准备严重滞后。
正式收到勤王令后,
众将都强调“贼军势众”“征北军是勤王的关键,万不容有失”之类的理由,
反正就是一个意思:要等更多的人壮胆才敢东进。
其实,崔弘宰手下众将的道理并没错。
勤王令一下,
赶不赶得走侵略者暂且不论,国内先乱起来是必然的。
勤王大军中,除了疲于奔命的常备军以外,
还有很多自发勤王的“义军”。
在高丽的政治格局下,能组织大批“义军”的,
基本都是掌握了当地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各地豪族。
至于这帮人究竟是起兵勤王,还是准备“划地为王”,只有天知道。
能逼得拥有开京三万驻军,数十万百姓的朝廷,
不顾国家动乱的后果,也要急召全国兵马勤王,
只能说明贼军确实势众,
至少不是两万余已经丧胆的征北军能够面对的。
强行带着这些人进京,不是勤王,
而是给敌军送装备和人头,顺带打击其余各路兵马的士气。
实际上,收到勤王令后,
不到两天时间,崔弘宰就完成了开拔,
并走到松林,已经是极高的效率了。
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众将只需要考虑军事上的风险,
但身为统帅,他却必须把政治上的风险摆在首位。
哪怕是在开京城下打了败仗,也比“拥兵自重”“坐视开京沦陷”要好。
幸好,这道及时到来的诏令,解决了军中上下的风险,让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肯定也有人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比如各地的“义军”首领。
领兵在外,朝堂的事,崔弘宰管不了,也不敢去管。
这些或为了自保,或是别有目的“义军”,才是他要重点考虑的事。
想通此节后,崔弘宰立即召集众将,
宣布朝廷诏令,安排各军返回驻地的序列,
明确下步督导勤王“义军”遣散的政策限度。
得此好消息,众将士气复振——
毕竟,动乱刚刚开始,率先组建私兵的人,
都是没什么见识的“小豪”,或者“土豪”,
真正的顶级豪族,是不屑于玩这一套的,
其显赫的门第就是最好的招牌,
真等世道彻底乱了后,
他们只需要登高一呼,必然是“应者云集”。
打击这类跟脚不深,又意图不轨的“义军”,
显然要比去开京,和京营都打不赢的同舟社作战,
风险更小,收益也更多!
当然,众多的勤王义军中,也不乏一些“另类”,
比如“心怀忠义”,毁家纾难的“义士”;
或是极少数身无长物,仅剩“一身抱负”的“壮士”。
这两类人也不用打,
前者看到朝廷诏令,就会自行解除兵马,绝不会作乱。
后者丢一个小官,便能为官军出生入死,正好用以平乱。
北路勤王大军匆匆出发,又急忙赶回之时。
南路却出了一点波折——
南京(即后世首尔)勤王兵马“不遵诏令”,竟然“兵围开京”。
国主王俣震怒,“请求”的同舟社兵马助剿,
徐泽派陈达率所部五百人和三千新附军迎敌。
新附军的家人基本都在开京罗城内,
同舟社顺利拿下罗城,
既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也为他找到了“为家人而战”的责任感。
而同舟社一边压制半月城内的朝廷兵马,
一边还将罗城治理的井井有条,
让原本“为活下去而战”得新附军士卒,看到了“活得更好”的希望。
此战,是新附军的正名之战。
其部气势如虹,呐喊之声直入云霄,
将士们个个奋勇争先,攻势如潮,
硬生生将两倍于己的南京勤王兵马打得落花流水,
让“传诏”并随军“督战”的李资谦都看得目瞪口呆,
随后,陈达率军一路驱赶败军至南京城下。
但陈达并没有攻城,
因为南京守臣“得知”统兵武将“抗旨”,
已经捉拿其人,并押出城请罪。
出兵前,陈达得了徐泽吩咐,
表示“同舟社只负责助剿,绝不干涉乃高丽内政”。
这一仗,徐泽重在立威,打的是击溃战,
陈达率部高歌猛进,其实杀伤并不多,留下了很多的溃兵。
考虑到徐泽一再强调要“保持高丽的稳定”,
李资谦代表国主公开宣布二人罪责,
并指定官员收拢溃兵,稳定南京秩序后,随军返回了开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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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行至大同江边的松林城,朝廷的诏令就快马送至。
诏令主要传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所有兵马立即返回驻地,严防金人东进和驻地民乱。
并监督勤王民军全部就地遣散,违令者以作乱罪论处。
二是策宫主福宁为公主,实封新安州,
当地驻军须与随后赶至的公主卫队移交防务。
三是西北面兵马使驻地由椵岛移至松林。
诏书上的旨意虽然只有三条,但信息量极大,
崔弘宰接过诏令,就立即询问使者。
“开京究竟出了什么事,王上怎么样?”
传诏的内侍安甫麟刚好与崔弘宰相熟,上前一步,小声道。
“相公,王上很好,朝廷已经与同舟社议和,不用再打仗了。”
关系虽熟,但诸如赔款割地、大王即将下罪己诏之类的事,安甫麟还是不敢说出来,
万一因为自己乱说出来,引得大军不稳,
他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崔弘宰也没有再为难其人,当即要安排洗尘宴,
但对方却以还要继续传诏,不敢耽搁为由,匆匆离去。
能被安排出外办差的内侍,无不是精明能干之辈。
安甫麟虽然没有告诉崔弘宰开京中的具体情形,
但“王上很好”“不用再打仗了”两点,就已经足够了。
“王上很好”是崔弘宰最关心的,
毕竟,他个人的荣辱富贵全系于王上一身,
只要撑过了这波动乱,西北面兵马使之前的“权”字就可以去掉了。
若是王上“不好”,那搞不好就会有波折,
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朝堂争斗的牺牲品。
至于“不用再打仗了”,则是底下士卒们最关心的。
勤王之事,急如星火,
但今天是接到勤王令的第三天,
自己统帅的大军,才从平壤赶到临近的松林。
不是崔弘宰不急,胆敢延误军机,而是因为大军士气实在低迷。
自征伐义州开始,大军就一直在途中奔波,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整。
尤其是同舟社反攻高丽后,征北大军更是被反复牵着鼻子跑,士卒们非常疲惫。
更关键的是,每被同舟社调动一次,就要吃一次败仗,对士气的打击太大了。
底层士卒甚至到了谈同舟社色变的程度,掉队逃跑的人越来越多。
实际上,同舟社水师炮轰江华岛,
金缘中风无法理事,崔弘宰接过征北大军指挥权后,
其人就已经在着手率军勤王。
但因为士气低迷的原因,各地分散驻军的准备严重滞后。
正式收到勤王令后,
众将都强调“贼军势众”“征北军是勤王的关键,万不容有失”之类的理由,
反正就是一个意思:要等更多的人壮胆才敢东进。
其实,崔弘宰手下众将的道理并没错。
勤王令一下,
赶不赶得走侵略者暂且不论,国内先乱起来是必然的。
勤王大军中,除了疲于奔命的常备军以外,
还有很多自发勤王的“义军”。
在高丽的政治格局下,能组织大批“义军”的,
基本都是掌握了当地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各地豪族。
至于这帮人究竟是起兵勤王,还是准备“划地为王”,只有天知道。
能逼得拥有开京三万驻军,数十万百姓的朝廷,
不顾国家动乱的后果,也要急召全国兵马勤王,
只能说明贼军确实势众,
至少不是两万余已经丧胆的征北军能够面对的。
强行带着这些人进京,不是勤王,
而是给敌军送装备和人头,顺带打击其余各路兵马的士气。
实际上,收到勤王令后,
不到两天时间,崔弘宰就完成了开拔,
并走到松林,已经是极高的效率了。
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众将只需要考虑军事上的风险,
但身为统帅,他却必须把政治上的风险摆在首位。
哪怕是在开京城下打了败仗,也比“拥兵自重”“坐视开京沦陷”要好。
幸好,这道及时到来的诏令,解决了军中上下的风险,让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肯定也有人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比如各地的“义军”首领。
领兵在外,朝堂的事,崔弘宰管不了,也不敢去管。
这些或为了自保,或是别有目的“义军”,才是他要重点考虑的事。
想通此节后,崔弘宰立即召集众将,
宣布朝廷诏令,安排各军返回驻地的序列,
明确下步督导勤王“义军”遣散的政策限度。
得此好消息,众将士气复振——
毕竟,动乱刚刚开始,率先组建私兵的人,
都是没什么见识的“小豪”,或者“土豪”,
真正的顶级豪族,是不屑于玩这一套的,
其显赫的门第就是最好的招牌,
真等世道彻底乱了后,
他们只需要登高一呼,必然是“应者云集”。
打击这类跟脚不深,又意图不轨的“义军”,
显然要比去开京,和京营都打不赢的同舟社作战,
风险更小,收益也更多!
当然,众多的勤王义军中,也不乏一些“另类”,
比如“心怀忠义”,毁家纾难的“义士”;
或是极少数身无长物,仅剩“一身抱负”的“壮士”。
这两类人也不用打,
前者看到朝廷诏令,就会自行解除兵马,绝不会作乱。
后者丢一个小官,便能为官军出生入死,正好用以平乱。
北路勤王大军匆匆出发,又急忙赶回之时。
南路却出了一点波折——
南京(即后世首尔)勤王兵马“不遵诏令”,竟然“兵围开京”。
国主王俣震怒,“请求”的同舟社兵马助剿,
徐泽派陈达率所部五百人和三千新附军迎敌。
新附军的家人基本都在开京罗城内,
同舟社顺利拿下罗城,
既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也为他找到了“为家人而战”的责任感。
而同舟社一边压制半月城内的朝廷兵马,
一边还将罗城治理的井井有条,
让原本“为活下去而战”得新附军士卒,看到了“活得更好”的希望。
此战,是新附军的正名之战。
其部气势如虹,呐喊之声直入云霄,
将士们个个奋勇争先,攻势如潮,
硬生生将两倍于己的南京勤王兵马打得落花流水,
让“传诏”并随军“督战”的李资谦都看得目瞪口呆,
随后,陈达率军一路驱赶败军至南京城下。
但陈达并没有攻城,
因为南京守臣“得知”统兵武将“抗旨”,
已经捉拿其人,并押出城请罪。
出兵前,陈达得了徐泽吩咐,
表示“同舟社只负责助剿,绝不干涉乃高丽内政”。
这一仗,徐泽重在立威,打的是击溃战,
陈达率部高歌猛进,其实杀伤并不多,留下了很多的溃兵。
考虑到徐泽一再强调要“保持高丽的稳定”,
李资谦代表国主公开宣布二人罪责,
并指定官员收拢溃兵,稳定南京秩序后,随军返回了开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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