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四章 王俣夜奔患隐疾
高丽国的君主只是国王,而非皇帝。
按照礼制,其居所应该称为王宫或王城才对。
但实际上,按照高丽礼制,首都被称为“皇都”,王宫被称为“皇城”;
国王的命令称为“诏”,继任人被称为“太子”,国王的母亲被称为“太后”。
国人也不称呼国王为“王”,而称“大王”“陛下”,一些典籍上还写“海东天子”。
这种“外王内帝”的现象,是有历史原因的。
高丽国开创者王建当初发动政变,建立国家时,
正值唐朝灭亡,诸侯混战,神州无主,中原大地一片混乱。
如此良机,是个有野心的人,都会生出别样心思。
自比雄主的王建当然也不会满足于做蜗居半岛一地的“小王”。
从其伪称“海东盛国”高句丽的继承者,取国号为“高丽”,就知道他的勃勃野心。
建国后,王建一度酝酿建号称帝。
虽然,其人之后还是接受了后唐册封的“高丽国王”封号。
但在规制上的一些僭越称谓依然保留了下来,中原混乱多年,也未追究。
而高丽都城开京的起源,则要追朔到四百多年前。
新罗统一三韩,结束“前三国时代”,开始在这里设立松岳郡。
数十年后,又改松岳郡为开城郡。
后来,这里成为了王氏豪族的封地,出身开城王氏的王建夺权建国后,下令定都于此,
并在松岳山南麓山脚下建造宫城和皇城。
最初的开京城周长不足十里,只有一道城墙,防御能力很弱。
敌人只要占领城南制高点——百余丈高的德岩山,城内军民的活动,就尽在敌军掌握。
百年前,为惩罚与大宋阴谋夹击辽国的高丽,
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辽军主力部队南下,
一路摧枯拉朽,攻陷了开城,险些导致高丽亡国。
其后,其国君臣痛定思痛,决定扩建都城。
在显宗王询时,征用民夫三十万人修建外城(罗城)。
除了北段城墙继续沿用松岳山上的原城墙墙体外,
又将城墙向东南方向延伸,且基本都修建陡峭山脉上,
体现了“凭险据守”的思路。
松岳山横亘于城北,而从城西的蜈蚣山、西南的龙笛山、城南的德岩上、东南的广德山等一直绵延不断的山脉,
把开京从西南到东南几乎一百八十度包裹起来。
两条山脉一南一北,就如同两个半圆形的笼扣,合力将开京夹在中间。
城中心还有三十余丈的子男山作为制高点。
建成后的开京形成了“四重城”规制——
即外城(罗城)、内城(半月城)、皇城和宫城四道环形闭合的城墙,防守能力极大加强。
其中,外城周长二十九万七千步,约合后世六十三公里(高丽制度一步等于六尺,一尺约合三十五点五厘米),共设有二十二道城门。
比几经扩建后的大宋东京城外城墙,还要长一倍不止!
不过,因为开京是山城,
城中的有效利用面积,当然不能与平城的东京相比,居民人口也不在一个层次上。
但正因为如此,开京城中保留了大片的农田和林地,
真遇到大乱,开京不仅有存粮可用,还可边打仗,边在城中种地。
如此依山而建,凭险据守,还能自给自足的“巨城”,
在这个时代,几乎不可能被外来侵略者以强力迅速攻破。
这就是大敌当前,高丽朝堂仍然能争吵不休的“底气”所在。
开京城的唯一命门,就是——人心。
能攻破开京城的,只有开京人。
因此,新任佥书枢密院事拓俊京得知城南大营兵变这一噩耗,
也吓得当场失措,呆立半晌,才回过神来,询问兵变的细节。
兵变因仓促派往江华岛的守军引起。
在同舟社大军占领江华岛之前,
为了稳定开京人心,高丽朝廷并没有公开敌军肆掠本国海疆之事。
以至于移防江华县时,好多兵卒以为这只是一次常规军事行动。
纷纷猜测,也许是哪位贵人想在陛下面前邀功,才折腾自己这帮贱卒。
普通百姓一家几人搬个新居,
都要提前准备很长时日,事后还要不少时间,才能适应新生活。
这帮晕头晕脑的兵卒登上江华岛,还没有适应新防区的环境,就被同舟社围了城。
城防设施不全,城内环境也不熟,人心惶惶之下,
他们还“坚守”到同舟社炮轰后才投降,已经对得起朝廷了。
投降后,本来个个惶恐,不知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
幸好“仁义”的同舟社没有任何虐待和侮辱,就释放了他们。
彼时,朝堂上正乱作一团,
三千余(还有江华县原本的五百兵)守军被放回这么大的事,朝中却无人及时做出明确指示。
城南大营守将只能放走“身家清白”的豪族子弟,
而将没有背景的大部分兵卒集中关押,等待鉴别和处置。
这本是很稳妥的处置办法,但意外就在——
降卒的军械甲胄和御寒被服等物,在江华岛就被同舟社“收缴”了,
理由也很合理——
要是什么“处罚”都没有,回去后,你们的国主和贵人们如何相信你们没有投靠同舟社?
而且,风大浪急,划小船过海,难免会被海浪打湿衣服,穿不穿冬衣都不保暖。
万一落水,活动不便,穿着冬衣还会要人命。
这些人上岸时,仅着单衣,之前因为逃离江华岛的兴奋,又一直在奋力划船,都没觉得怎么冷。
上岸后,心情放松下来,又收了汗,才感觉冻得要死。
负责收容败兵的城南大营守将崔直出身海州崔氏,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一方面,狡辩自己没有调拨这么多的御寒物资的权限,需要向上请示;
另一方面,连晚饭都不给他们吃饱。
潮湿寒冷的夜里,被放归的高丽兵卒们又饿又冷,却只能像牲口般挤在一起取暖。
为国“血战”,降后还要逃回的“忠勇将士”,竟然受到奸臣如此慢待,
就连同为京营的袍泽们也看不过去!
当晚,发生了暴乱,崔直被杀,大批底层士卒被裹挟,城南大营失控!
敌军即将攻城的关键时刻,防御的重点部位,却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兵变,
对开京防御战来说,可谓是致命一击。
得到消息后,熟悉军中情弊的拓俊京知道时间不等人。
根本不及进宫请示国主王俣,其人当机立断,召集了百余亲随。
准备赶往城南大营,凭借个人的威望,迅速平息动乱,稳定局势。
但等登拓俊京聚齐亲随,走出府邸后才发现,
相比起城南大营兵变的祸患,开京城内的动乱才更要命,稳定城中才是当务之急。
高丽作为立国两百年的王朝,有着完备的战争动员机制和防御体系。
但敌军的战略战术太诡异了,超越了所有人的认知。
就连拓俊京也不得不承认,换他自己指挥北征之战,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更为严重的是,朝堂上下,全部误判了同舟社的战略目标。
直到敌军打到江华岛前,都没人想到敌人真敢攻击开京城。
种种误判之下,开战后,高丽军队就一再被同舟社牵着鼻子走。
相对于敌人的战略目标明确,反复调动高丽大军,却是高丽的各种失误。
对新式战术的理解不够,使得各地面对同舟社的“神兵天降”,立即慌了手脚。
特别是开京,守城兵力严重不足,士卒们对即将开始的大战也非常茫然。
而忙于政争、无暇他顾的朝堂上层,谣言四起,极端缓慢低效的战时管控机制等问题。
使得大敌当前,国内长期积累的各类矛盾,在这场兵变的催化下,被释放出来。
城内谣言四起,兵荒马乱。
别有用心的人更是推波助澜,寄希望于动乱,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得。
少数消息灵通的贵人急忙命奴仆收拾行装,准备形势不对就带着部曲逃出城。
还有一些人盼着局势进一步失控,以便趁火打劫,或报复、或破坏、或放纵心中的欲望。
更多的平民则在惊慌中,茫然地等待未知的命运。
风雨欲来,王朝即将倾覆的恐怖阴云已经笼罩全城。
就连高丽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也因为这场突发的兵变,吓出一身病。
正在为王室传承辛苦播种国主王俣,突然听到内侍急呼“城南兵变,城中乱起”,
王俣慌忙起身,仅带少数随从,乘马登上松岳山,以观形势变化。
做大事的关键时刻受到惊吓,
随后又奔波夜寒,冷热交替,
让王俣的身体受到严重影响,落下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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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礼制,其居所应该称为王宫或王城才对。
但实际上,按照高丽礼制,首都被称为“皇都”,王宫被称为“皇城”;
国王的命令称为“诏”,继任人被称为“太子”,国王的母亲被称为“太后”。
国人也不称呼国王为“王”,而称“大王”“陛下”,一些典籍上还写“海东天子”。
这种“外王内帝”的现象,是有历史原因的。
高丽国开创者王建当初发动政变,建立国家时,
正值唐朝灭亡,诸侯混战,神州无主,中原大地一片混乱。
如此良机,是个有野心的人,都会生出别样心思。
自比雄主的王建当然也不会满足于做蜗居半岛一地的“小王”。
从其伪称“海东盛国”高句丽的继承者,取国号为“高丽”,就知道他的勃勃野心。
建国后,王建一度酝酿建号称帝。
虽然,其人之后还是接受了后唐册封的“高丽国王”封号。
但在规制上的一些僭越称谓依然保留了下来,中原混乱多年,也未追究。
而高丽都城开京的起源,则要追朔到四百多年前。
新罗统一三韩,结束“前三国时代”,开始在这里设立松岳郡。
数十年后,又改松岳郡为开城郡。
后来,这里成为了王氏豪族的封地,出身开城王氏的王建夺权建国后,下令定都于此,
并在松岳山南麓山脚下建造宫城和皇城。
最初的开京城周长不足十里,只有一道城墙,防御能力很弱。
敌人只要占领城南制高点——百余丈高的德岩山,城内军民的活动,就尽在敌军掌握。
百年前,为惩罚与大宋阴谋夹击辽国的高丽,
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辽军主力部队南下,
一路摧枯拉朽,攻陷了开城,险些导致高丽亡国。
其后,其国君臣痛定思痛,决定扩建都城。
在显宗王询时,征用民夫三十万人修建外城(罗城)。
除了北段城墙继续沿用松岳山上的原城墙墙体外,
又将城墙向东南方向延伸,且基本都修建陡峭山脉上,
体现了“凭险据守”的思路。
松岳山横亘于城北,而从城西的蜈蚣山、西南的龙笛山、城南的德岩上、东南的广德山等一直绵延不断的山脉,
把开京从西南到东南几乎一百八十度包裹起来。
两条山脉一南一北,就如同两个半圆形的笼扣,合力将开京夹在中间。
城中心还有三十余丈的子男山作为制高点。
建成后的开京形成了“四重城”规制——
即外城(罗城)、内城(半月城)、皇城和宫城四道环形闭合的城墙,防守能力极大加强。
其中,外城周长二十九万七千步,约合后世六十三公里(高丽制度一步等于六尺,一尺约合三十五点五厘米),共设有二十二道城门。
比几经扩建后的大宋东京城外城墙,还要长一倍不止!
不过,因为开京是山城,
城中的有效利用面积,当然不能与平城的东京相比,居民人口也不在一个层次上。
但正因为如此,开京城中保留了大片的农田和林地,
真遇到大乱,开京不仅有存粮可用,还可边打仗,边在城中种地。
如此依山而建,凭险据守,还能自给自足的“巨城”,
在这个时代,几乎不可能被外来侵略者以强力迅速攻破。
这就是大敌当前,高丽朝堂仍然能争吵不休的“底气”所在。
开京城的唯一命门,就是——人心。
能攻破开京城的,只有开京人。
因此,新任佥书枢密院事拓俊京得知城南大营兵变这一噩耗,
也吓得当场失措,呆立半晌,才回过神来,询问兵变的细节。
兵变因仓促派往江华岛的守军引起。
在同舟社大军占领江华岛之前,
为了稳定开京人心,高丽朝廷并没有公开敌军肆掠本国海疆之事。
以至于移防江华县时,好多兵卒以为这只是一次常规军事行动。
纷纷猜测,也许是哪位贵人想在陛下面前邀功,才折腾自己这帮贱卒。
普通百姓一家几人搬个新居,
都要提前准备很长时日,事后还要不少时间,才能适应新生活。
这帮晕头晕脑的兵卒登上江华岛,还没有适应新防区的环境,就被同舟社围了城。
城防设施不全,城内环境也不熟,人心惶惶之下,
他们还“坚守”到同舟社炮轰后才投降,已经对得起朝廷了。
投降后,本来个个惶恐,不知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
幸好“仁义”的同舟社没有任何虐待和侮辱,就释放了他们。
彼时,朝堂上正乱作一团,
三千余(还有江华县原本的五百兵)守军被放回这么大的事,朝中却无人及时做出明确指示。
城南大营守将只能放走“身家清白”的豪族子弟,
而将没有背景的大部分兵卒集中关押,等待鉴别和处置。
这本是很稳妥的处置办法,但意外就在——
降卒的军械甲胄和御寒被服等物,在江华岛就被同舟社“收缴”了,
理由也很合理——
要是什么“处罚”都没有,回去后,你们的国主和贵人们如何相信你们没有投靠同舟社?
而且,风大浪急,划小船过海,难免会被海浪打湿衣服,穿不穿冬衣都不保暖。
万一落水,活动不便,穿着冬衣还会要人命。
这些人上岸时,仅着单衣,之前因为逃离江华岛的兴奋,又一直在奋力划船,都没觉得怎么冷。
上岸后,心情放松下来,又收了汗,才感觉冻得要死。
负责收容败兵的城南大营守将崔直出身海州崔氏,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一方面,狡辩自己没有调拨这么多的御寒物资的权限,需要向上请示;
另一方面,连晚饭都不给他们吃饱。
潮湿寒冷的夜里,被放归的高丽兵卒们又饿又冷,却只能像牲口般挤在一起取暖。
为国“血战”,降后还要逃回的“忠勇将士”,竟然受到奸臣如此慢待,
就连同为京营的袍泽们也看不过去!
当晚,发生了暴乱,崔直被杀,大批底层士卒被裹挟,城南大营失控!
敌军即将攻城的关键时刻,防御的重点部位,却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兵变,
对开京防御战来说,可谓是致命一击。
得到消息后,熟悉军中情弊的拓俊京知道时间不等人。
根本不及进宫请示国主王俣,其人当机立断,召集了百余亲随。
准备赶往城南大营,凭借个人的威望,迅速平息动乱,稳定局势。
但等登拓俊京聚齐亲随,走出府邸后才发现,
相比起城南大营兵变的祸患,开京城内的动乱才更要命,稳定城中才是当务之急。
高丽作为立国两百年的王朝,有着完备的战争动员机制和防御体系。
但敌军的战略战术太诡异了,超越了所有人的认知。
就连拓俊京也不得不承认,换他自己指挥北征之战,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更为严重的是,朝堂上下,全部误判了同舟社的战略目标。
直到敌军打到江华岛前,都没人想到敌人真敢攻击开京城。
种种误判之下,开战后,高丽军队就一再被同舟社牵着鼻子走。
相对于敌人的战略目标明确,反复调动高丽大军,却是高丽的各种失误。
对新式战术的理解不够,使得各地面对同舟社的“神兵天降”,立即慌了手脚。
特别是开京,守城兵力严重不足,士卒们对即将开始的大战也非常茫然。
而忙于政争、无暇他顾的朝堂上层,谣言四起,极端缓慢低效的战时管控机制等问题。
使得大敌当前,国内长期积累的各类矛盾,在这场兵变的催化下,被释放出来。
城内谣言四起,兵荒马乱。
别有用心的人更是推波助澜,寄希望于动乱,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得。
少数消息灵通的贵人急忙命奴仆收拾行装,准备形势不对就带着部曲逃出城。
还有一些人盼着局势进一步失控,以便趁火打劫,或报复、或破坏、或放纵心中的欲望。
更多的平民则在惊慌中,茫然地等待未知的命运。
风雨欲来,王朝即将倾覆的恐怖阴云已经笼罩全城。
就连高丽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也因为这场突发的兵变,吓出一身病。
正在为王室传承辛苦播种国主王俣,突然听到内侍急呼“城南兵变,城中乱起”,
王俣慌忙起身,仅带少数随从,乘马登上松岳山,以观形势变化。
做大事的关键时刻受到惊吓,
随后又奔波夜寒,冷热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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