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章 班门弄斧
巨富中死亡是一种耻辱。
这是西方人对待财富的态度,但是这也只能代表今天的一部分人,早期历史中无数历史评论和文学作品可以让我们看到资本的种种“原罪”。西方国家商业化或者工业化的时期开始的最早,慈善活动也并非一日之功。而后来西方国家遗产税的开征,让富人们在让后代继承遗产的同时,不得不支付巨额的税金,而相关法律又有慈善捐款可以抵税的鼓励措施,让富人们在享受减税的好处之时,又可以博得“乐善好施”的美名。这是现代的西方,但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认为所有的西方富人们都比我们中国富人伟大。
当代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起初刚富起来的人,心里还很害怕“露富”,一些人主动将自己赚的相当一部分利润捐出,这不是出于慈善的胸怀,而是“花钱消灾”。在80年代末,深圳蛇口曾举行了一场轰动一时并且麻烦不断的“青年德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焦之一就是对个体户办公益事业的看法问题。“青年德育专家”认为“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种精神与做法应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则认为在“左”的阴影徘徊下的变不应赞扬,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示,个体户在赚钱地同时。已经为国家作了贡献”。“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那是老皇历了,恐怕当事人现在都已经淡忘了,现在都到了年,“不笑人娼,但笑人贫”,整个社会风气变了。富人们不再遮遮掩掩,他们可以花一大笔钱买名车。买别墅,可以很潇洒地给饭店的服务员一大把费。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对待弱势群体“为富不仁”的“好”名声。
当然还有另一部分人,热衷于慈善事业,许多人捐钱为家乡修一条路,却不忘同时修建一个纪念碑,记载下自己的壮举和伟大事迹。还有一些人在搞政治投机,慷慨地捐钱。只是为自己得到一些政治资本和不为人知的利益。这是有历史传统地,古代的那些张大善人陈老员外们,一边开着粥铺救济穷人,一边对官府充满期待,仅仅是为了得到那些诸如“泽被乡里”的扁额。好“光宗耀祖”。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我们的社会里还是很有希望的。还有相当的一些人热心于公益事业,并不求回报。有人即使自己并不富裕。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哪怕是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也是值得提倡的。只是这种积极向上的风气,需要更多地人去参与,身体力气地去做,而不是自怨自艾地抱怨某某人为富不仁,或者指责某某人不讲道德,重要的是要先问自己做了些什么。
陈诚的知青联谊基金会自从1983年i|二年,起初只有20位工作人员,现在已经有200多位工作人员,而会员也基本保持着刚成立时的状态,300不到。这十二年以来,陈诚为此付出了心血,起初只是立足于北方,然后扩大至全国,而主要出资人李思明也一再地追加捐款,那些知青们会员们比如身为私营老板地钱大海也积极捐款,甚至还有些因为受救助而重新站起来地知青朋友们,也反过来给基金会捐款,这让陈诚十分感动。
现在基金会早已不限于知青这个范围了,她的救助对象已经扩大至广大地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地教育问题。但话回来,要不是因为李思明提供的大量地资金,光有一颗慈善的心,什么事也办不成。
陈诚及他的基金会获得了大量的荣誉,他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有一口巨大的箱子,里面存放着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状,有官方的,也有私人送的锦旗之类的东西。最初的时候,陈诚专门腾出在北京的一间办公室,将各种锦旗奖状一一“展览示众”,后来就放弃了,因为这实在是太多了。不管是中央级的媒体,还是地方的媒体,都有对基金会的报道,也都是不吝嘉奖,但是陈诚的基金会,除了那些接受过救助的人之外,对于普通中国人来,尤其是那些没有接触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倒不是他矫情,而是有原则的。
“我们是慈善基金会,不是赢利机构,更不是新闻宣传部门,况且我们又不是缺钱,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自己的工作做到实处,让真正需要关怀的人获得帮助。”陈诚曾经这样道。
但是,随着知青联谊基金会求助的群体数量在一天天地增长,她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知青朋友热
入进来,踊跃捐款。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李思明的生的老兵基金会,因为李思明的关系,许多出身军人的企业家们也参与进来,比如跟李思明有亲密合作关系的几位当过兵的老总也慷慨地捐款。这正应了李思明当初在微星科技成立时的关于企业管理的断语:企业应向解放军学习。军人出身的著名企业家实在是不少,包括国外也一样,这不得不让人思考这其中的学问。
集腋成裘,这是个好事。但是事情总有两方面的,总是有人想搞投机。知青联谊基金会真正为中国普通大众所熟悉,正是缘于1995年生的一个名誉侵权案,而轰动全国。
事情很简单,某位知青企业家在这年的8给陈诚基金会捐了一些钱,还不是会员——会员不是基金会创立者之一。就是后来踊跃捐助并且很热心的人才加入地,一般人是没有资格被吸收为会员的。后来人们也才知道,这位所谓“知青企业家”只不过下乡插队了不到半个月,就很有门路地返城了,而他给基金会捐款也不过一万元人民币。但是这位“企业家”显然很有头脑,利用媒体枪手长篇大论地颂扬自己的“德行”,那给基金会捐款的数额很奇妙地变成了一百万,并且为自己生产的某种保健品冠名为“知青基金会唯一推荐产品”。结果有人买了这种保健品,没长生不老,却喝出病来。
有人将这个信息反馈给陈诚,陈大会长这才知道了事件对基金会的声誉造成的严重损害,也很后悔。他派人去交涉,要求此人立刻撤去不实广告宣传,并且登报道歉,但没想到此人却很不识趣地派爪牙将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给打成重伤。
陈大会长收到消息。立刻火冒三丈,这是基金会成立以来从未有过地事情。他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向当地的法院提出控告,并要求此人一次赔偿名誉损失一千万,并且承担两位受伤工作人员的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五百万。本来这喝保健品喝出病来。就在当地引起了很坏的社会影响。而这个名誉侵权案更是引起了轰动。因为单单这个名誉侵权的赔偿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是个很吸引眼球的新闻,人们众纷纭。而媒体也是很积极地宣传着。知青基金会虽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她的能量却也不容觑,她地知青会员们。都是从事着各种职业,有国家干部,有新闻编辑,有教师有作家有画家,也有企业家,还有很普通的工人。殴打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就是殴打了这些会员,他们感同身受,更不允许有人企图破坏这个基金会的名誉,纷纷各展所能,掀起了舆论的批评力量。更让人意外地是,那些直接或间接接受过基金会捐助地人,何止一万,这些人又引发了更多地人,而且这种来自民间的力量一天天地在增长。在媒体大讨论地同时,每天都有无数地声援信件,如雪花般飞向了事件发生地的法院,当地法院地工作人员不得不加班加清这些声援信件,压力巨大。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知青基金会是何方神圣?这一千万是不是有高了?普通的中国人也是从此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基金会的真实面目。
“我们基金会从1983年夏天成立以:接救助了超过一万五千人,而我们在全国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和三个直辖市外,全国各个省、自治区都至少无偿建立了一所学和一所中学,受益学生达到了7万人。我们至今已经累计拨出了50元人民币。最早接受救助的未成人中,有的都已经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如果这当中有人成为大科学家,我们不会感到奇怪,如果有人成为一个技术精湛的医生,将许多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难道这不值一千万?
我们的许多知青会员,都热心地为基金会捐款,甚至有人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不辞劳苦地投身这种爱心事业当中,并且赢得了无穷的良好声誉,这难道可以用钱来衡量?
我们的工作人员,投身于基金会的大量繁重的工作之中,用无私的爱心去关心和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这种爱心难得可以用钱来衡量吗?因此我们提出我们的赔偿要求,是合情合理,我不认为这些钱就能挽回我们基金会的损失!”陈大会长这么解释。
50亿元,当然不是可以简单用“天文数字”来形容,尤助,更何况这是一个民间组织,人们很想知道这些钱是从何处而来。
事情发生到峰的时候,李思明正在欧洲各国进行访问考察,他得知这一名誉侵权案的消息后,立刻做出指示:
“
的发生虽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损失,也是一个教训,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我们过去还是太封闭了。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也不要太谦虚,惮于展示自己地成绩。我和曾智他们几个虽然捐给基金会绝大部分的钱,也不在乎那个‘伟大博爱’的名声,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了解并且参与进来,我们不会羞于高调宣传自己,但也要让世人了解我们基金会的原则,这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是要不得的,那位老板一定要让他后悔。让他损失百倍。‘李大善人’的名号,其实也相当地不错!”
陈大会长得了指示,第一次高调宣传基金会的组成以及资金的来源,人们这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李思明早在1983就开始了默默无闻的公益事业,而那时,他手头并非太宽裕。而一系列的慈善案例,也因为有更多的媒体报道,而为人所知。甚至还有无数的人“现身法”,极高地评价基金会的伟大。这虽然也有宣传地嫌疑,但是正面的意义还是巨大的。
事情到此,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结局了,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力量让那位沽名钓誉者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公司地业务完全停顿。谁还敢喝他地保健品?汽车被不速之客给轧破。就是他家里地大门口也被人画上了个大乌龟,质监局上门查封设备。税务局上门来查有没有偷税漏税。总之只能宣布破产。这位老板哀叹:“我好不容易人品爆发,吐血捐了一万块。怎么就捐给了李思明这位超级大富豪?这不是班门弄斧,关公门前耍大刀吗?”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一个人生前无论他是多么的荣耀,拥有多么巨大地财富,其实在他死亡之后,也不会比别人多占一些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即使多一些陪葬品,也只能便宜了盗墓贼,弄不好被人掘了墓,弄得尸横遍野。而如果能在生前将自己地财富捐出,让贫困者掌握生存的技巧,让失学者重新拿起书本,让更多地人因为你而获益,那才是永生!
对于李思明及他的创业伙伴来,这50亿只不过是一个来会更多。在保证自己事业发展的同时,上市公司每年的分红,他们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慈善事业当中。他们这些行为,让那些即使是对李思明这样的巨富曾经表示不屑的人,也不得不表示钦佩,这也是李思明希望能够以身作则的,从而对这个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这引起了社会对于有钱人的财富进行了讨论,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能看到有钱人出血,看着心情也舒坦了不少不是?而那些从来就“一毛不拨”的有钱人,就很郁闷了:
“他李思明当然有资格这么了,只要有人卖,他即使是去买一艘航空母舰来当游艇,买一百辆二战坦克开几场免费展览会,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我们就不同了,我们是老板,挣钱不容易啊!”
知青基金会的每一笔钱的用处,也都一一公示出来,让人看得见摸得着,这样才让更多的有钱人或者普通人,也乐于为这个基金会捐款。当然李思明也不会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得低调。
“我看咱们还是得高调一些,多宣传一下,将来还要有自己的网站,进行公示。最好是那些有钱人相互竞争,建个中国慈善榜,那就最好不过了!”回国后的李思明在某次公开场合道,“想沽名钓誉,也要在我们限制的范围内高调宣传。”
这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既不能让捐献者太嚣张,也不能让人家太默默无闻。慷慨解囊者,不排除有人会有企图的,知青基金会也满足这些人对于名誉的要求,但严禁捐献者有跟商业活动相联系的行为。
虽然这减少了投机的行为,但是由于知青基金会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她强大的公信力,富豪们也打破头想挤进这个排行榜,因为他们发现排在前几位的总是那些中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也最受尊敬的公司的老板,能与这些人为伍,那才是有面子。而那些排名前二十位的,则因为这个排行榜也赢得了大量的现实利益,因为人们包括外国人也都很愿意跟这些人谈生意谈合作,当然李思明和他的亲密创业伙伴永远排在前六名。
“韩信兵,多多益善!咱们有个好处就是,咱们不缺那几个钱,你想捐,我还不一定愿意收呢!”陈诚对着媒体这样自信地道,他恐怕是全中国最“嚣张”的慈善事业工作者了。而李思明正满期待地踏上了他的寻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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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方人对待财富的态度,但是这也只能代表今天的一部分人,早期历史中无数历史评论和文学作品可以让我们看到资本的种种“原罪”。西方国家商业化或者工业化的时期开始的最早,慈善活动也并非一日之功。而后来西方国家遗产税的开征,让富人们在让后代继承遗产的同时,不得不支付巨额的税金,而相关法律又有慈善捐款可以抵税的鼓励措施,让富人们在享受减税的好处之时,又可以博得“乐善好施”的美名。这是现代的西方,但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认为所有的西方富人们都比我们中国富人伟大。
当代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起初刚富起来的人,心里还很害怕“露富”,一些人主动将自己赚的相当一部分利润捐出,这不是出于慈善的胸怀,而是“花钱消灾”。在80年代末,深圳蛇口曾举行了一场轰动一时并且麻烦不断的“青年德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焦之一就是对个体户办公益事业的看法问题。“青年德育专家”认为“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种精神与做法应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则认为在“左”的阴影徘徊下的变不应赞扬,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示,个体户在赚钱地同时。已经为国家作了贡献”。“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那是老皇历了,恐怕当事人现在都已经淡忘了,现在都到了年,“不笑人娼,但笑人贫”,整个社会风气变了。富人们不再遮遮掩掩,他们可以花一大笔钱买名车。买别墅,可以很潇洒地给饭店的服务员一大把费。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对待弱势群体“为富不仁”的“好”名声。
当然还有另一部分人,热衷于慈善事业,许多人捐钱为家乡修一条路,却不忘同时修建一个纪念碑,记载下自己的壮举和伟大事迹。还有一些人在搞政治投机,慷慨地捐钱。只是为自己得到一些政治资本和不为人知的利益。这是有历史传统地,古代的那些张大善人陈老员外们,一边开着粥铺救济穷人,一边对官府充满期待,仅仅是为了得到那些诸如“泽被乡里”的扁额。好“光宗耀祖”。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我们的社会里还是很有希望的。还有相当的一些人热心于公益事业,并不求回报。有人即使自己并不富裕。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哪怕是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也是值得提倡的。只是这种积极向上的风气,需要更多地人去参与,身体力气地去做,而不是自怨自艾地抱怨某某人为富不仁,或者指责某某人不讲道德,重要的是要先问自己做了些什么。
陈诚的知青联谊基金会自从1983年i|二年,起初只有20位工作人员,现在已经有200多位工作人员,而会员也基本保持着刚成立时的状态,300不到。这十二年以来,陈诚为此付出了心血,起初只是立足于北方,然后扩大至全国,而主要出资人李思明也一再地追加捐款,那些知青们会员们比如身为私营老板地钱大海也积极捐款,甚至还有些因为受救助而重新站起来地知青朋友们,也反过来给基金会捐款,这让陈诚十分感动。
现在基金会早已不限于知青这个范围了,她的救助对象已经扩大至广大地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地教育问题。但话回来,要不是因为李思明提供的大量地资金,光有一颗慈善的心,什么事也办不成。
陈诚及他的基金会获得了大量的荣誉,他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有一口巨大的箱子,里面存放着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状,有官方的,也有私人送的锦旗之类的东西。最初的时候,陈诚专门腾出在北京的一间办公室,将各种锦旗奖状一一“展览示众”,后来就放弃了,因为这实在是太多了。不管是中央级的媒体,还是地方的媒体,都有对基金会的报道,也都是不吝嘉奖,但是陈诚的基金会,除了那些接受过救助的人之外,对于普通中国人来,尤其是那些没有接触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倒不是他矫情,而是有原则的。
“我们是慈善基金会,不是赢利机构,更不是新闻宣传部门,况且我们又不是缺钱,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自己的工作做到实处,让真正需要关怀的人获得帮助。”陈诚曾经这样道。
但是,随着知青联谊基金会求助的群体数量在一天天地增长,她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知青朋友热
入进来,踊跃捐款。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李思明的生的老兵基金会,因为李思明的关系,许多出身军人的企业家们也参与进来,比如跟李思明有亲密合作关系的几位当过兵的老总也慷慨地捐款。这正应了李思明当初在微星科技成立时的关于企业管理的断语:企业应向解放军学习。军人出身的著名企业家实在是不少,包括国外也一样,这不得不让人思考这其中的学问。
集腋成裘,这是个好事。但是事情总有两方面的,总是有人想搞投机。知青联谊基金会真正为中国普通大众所熟悉,正是缘于1995年生的一个名誉侵权案,而轰动全国。
事情很简单,某位知青企业家在这年的8给陈诚基金会捐了一些钱,还不是会员——会员不是基金会创立者之一。就是后来踊跃捐助并且很热心的人才加入地,一般人是没有资格被吸收为会员的。后来人们也才知道,这位所谓“知青企业家”只不过下乡插队了不到半个月,就很有门路地返城了,而他给基金会捐款也不过一万元人民币。但是这位“企业家”显然很有头脑,利用媒体枪手长篇大论地颂扬自己的“德行”,那给基金会捐款的数额很奇妙地变成了一百万,并且为自己生产的某种保健品冠名为“知青基金会唯一推荐产品”。结果有人买了这种保健品,没长生不老,却喝出病来。
有人将这个信息反馈给陈诚,陈大会长这才知道了事件对基金会的声誉造成的严重损害,也很后悔。他派人去交涉,要求此人立刻撤去不实广告宣传,并且登报道歉,但没想到此人却很不识趣地派爪牙将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给打成重伤。
陈大会长收到消息。立刻火冒三丈,这是基金会成立以来从未有过地事情。他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向当地的法院提出控告,并要求此人一次赔偿名誉损失一千万,并且承担两位受伤工作人员的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五百万。本来这喝保健品喝出病来。就在当地引起了很坏的社会影响。而这个名誉侵权案更是引起了轰动。因为单单这个名誉侵权的赔偿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是个很吸引眼球的新闻,人们众纷纭。而媒体也是很积极地宣传着。知青基金会虽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她的能量却也不容觑,她地知青会员们。都是从事着各种职业,有国家干部,有新闻编辑,有教师有作家有画家,也有企业家,还有很普通的工人。殴打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就是殴打了这些会员,他们感同身受,更不允许有人企图破坏这个基金会的名誉,纷纷各展所能,掀起了舆论的批评力量。更让人意外地是,那些直接或间接接受过基金会捐助地人,何止一万,这些人又引发了更多地人,而且这种来自民间的力量一天天地在增长。在媒体大讨论地同时,每天都有无数地声援信件,如雪花般飞向了事件发生地的法院,当地法院地工作人员不得不加班加清这些声援信件,压力巨大。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知青基金会是何方神圣?这一千万是不是有高了?普通的中国人也是从此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基金会的真实面目。
“我们基金会从1983年夏天成立以:接救助了超过一万五千人,而我们在全国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和三个直辖市外,全国各个省、自治区都至少无偿建立了一所学和一所中学,受益学生达到了7万人。我们至今已经累计拨出了50元人民币。最早接受救助的未成人中,有的都已经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如果这当中有人成为大科学家,我们不会感到奇怪,如果有人成为一个技术精湛的医生,将许多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难道这不值一千万?
我们的许多知青会员,都热心地为基金会捐款,甚至有人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不辞劳苦地投身这种爱心事业当中,并且赢得了无穷的良好声誉,这难道可以用钱来衡量?
我们的工作人员,投身于基金会的大量繁重的工作之中,用无私的爱心去关心和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这种爱心难得可以用钱来衡量吗?因此我们提出我们的赔偿要求,是合情合理,我不认为这些钱就能挽回我们基金会的损失!”陈大会长这么解释。
50亿元,当然不是可以简单用“天文数字”来形容,尤助,更何况这是一个民间组织,人们很想知道这些钱是从何处而来。
事情发生到峰的时候,李思明正在欧洲各国进行访问考察,他得知这一名誉侵权案的消息后,立刻做出指示:
“
的发生虽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损失,也是一个教训,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我们过去还是太封闭了。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也不要太谦虚,惮于展示自己地成绩。我和曾智他们几个虽然捐给基金会绝大部分的钱,也不在乎那个‘伟大博爱’的名声,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了解并且参与进来,我们不会羞于高调宣传自己,但也要让世人了解我们基金会的原则,这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是要不得的,那位老板一定要让他后悔。让他损失百倍。‘李大善人’的名号,其实也相当地不错!”
陈大会长得了指示,第一次高调宣传基金会的组成以及资金的来源,人们这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李思明早在1983就开始了默默无闻的公益事业,而那时,他手头并非太宽裕。而一系列的慈善案例,也因为有更多的媒体报道,而为人所知。甚至还有无数的人“现身法”,极高地评价基金会的伟大。这虽然也有宣传地嫌疑,但是正面的意义还是巨大的。
事情到此,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结局了,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力量让那位沽名钓誉者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公司地业务完全停顿。谁还敢喝他地保健品?汽车被不速之客给轧破。就是他家里地大门口也被人画上了个大乌龟,质监局上门查封设备。税务局上门来查有没有偷税漏税。总之只能宣布破产。这位老板哀叹:“我好不容易人品爆发,吐血捐了一万块。怎么就捐给了李思明这位超级大富豪?这不是班门弄斧,关公门前耍大刀吗?”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一个人生前无论他是多么的荣耀,拥有多么巨大地财富,其实在他死亡之后,也不会比别人多占一些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即使多一些陪葬品,也只能便宜了盗墓贼,弄不好被人掘了墓,弄得尸横遍野。而如果能在生前将自己地财富捐出,让贫困者掌握生存的技巧,让失学者重新拿起书本,让更多地人因为你而获益,那才是永生!
对于李思明及他的创业伙伴来,这50亿只不过是一个来会更多。在保证自己事业发展的同时,上市公司每年的分红,他们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慈善事业当中。他们这些行为,让那些即使是对李思明这样的巨富曾经表示不屑的人,也不得不表示钦佩,这也是李思明希望能够以身作则的,从而对这个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这引起了社会对于有钱人的财富进行了讨论,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能看到有钱人出血,看着心情也舒坦了不少不是?而那些从来就“一毛不拨”的有钱人,就很郁闷了:
“他李思明当然有资格这么了,只要有人卖,他即使是去买一艘航空母舰来当游艇,买一百辆二战坦克开几场免费展览会,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我们就不同了,我们是老板,挣钱不容易啊!”
知青基金会的每一笔钱的用处,也都一一公示出来,让人看得见摸得着,这样才让更多的有钱人或者普通人,也乐于为这个基金会捐款。当然李思明也不会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得低调。
“我看咱们还是得高调一些,多宣传一下,将来还要有自己的网站,进行公示。最好是那些有钱人相互竞争,建个中国慈善榜,那就最好不过了!”回国后的李思明在某次公开场合道,“想沽名钓誉,也要在我们限制的范围内高调宣传。”
这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既不能让捐献者太嚣张,也不能让人家太默默无闻。慷慨解囊者,不排除有人会有企图的,知青基金会也满足这些人对于名誉的要求,但严禁捐献者有跟商业活动相联系的行为。
虽然这减少了投机的行为,但是由于知青基金会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她强大的公信力,富豪们也打破头想挤进这个排行榜,因为他们发现排在前几位的总是那些中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也最受尊敬的公司的老板,能与这些人为伍,那才是有面子。而那些排名前二十位的,则因为这个排行榜也赢得了大量的现实利益,因为人们包括外国人也都很愿意跟这些人谈生意谈合作,当然李思明和他的亲密创业伙伴永远排在前六名。
“韩信兵,多多益善!咱们有个好处就是,咱们不缺那几个钱,你想捐,我还不一定愿意收呢!”陈诚对着媒体这样自信地道,他恐怕是全中国最“嚣张”的慈善事业工作者了。而李思明正满期待地踏上了他的寻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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