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零三章 官制(下)
官制改革的议题,还是在雁门关大战之前,相公们就已经拿到了框架。
整个官制改革的方案,基本上是官家定大方向,相公们拟草稿,又经过几次上下反复,才最终成稿的。
朝臣们原本应该清楚,之所以召集这次扩大化的议政,赵曦并不是多此一举。
按赵曦后世的经验,所谓的讨论稿,真正用心去琢磨的并不多,只有到了最后关头,人们才会从自己的利益入手,开始考虑即将成稿的方案对自己的利害。
这一次议政,赵曦也只是开个头,就跟高遵甫开口询问一样,只需要把这个讨论的形式打开即可。
而赵曦问富弼的那句话,就是明白的告诉相公们:接下来是你们的事。
确实,接下来的讨论并不激烈,或者说更像是一次答疑,无非是《时论》释义的重复,或者是口语化。
这次议政基本囊括了国朝一定层面上各种类型,完成这一次的答疑,也就可以昭告天下了。
所谓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划分。即便赵曦是以稳定和减少变动为原则,也一样存在获利者和失利者。
官阶,为将着重点放在资历上,也是为考虑那些经年老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现状,采取了以资历取平本官俸禄的办法。
比如苏轼和吕惠卿,同为嘉佑二年,但如今的本官其实是有差别的。就包括冯京那一届,吴充那一届,甚至韩琦、王珪以及富弼他们的同年,如今的本官绝对不会相同。
官制改革后,只要是资历相同,没有严重的过错,在本官俸禄上,朝廷会取平,只用差遣俸禄去区分。
这是一个模糊的统计和核算方法。
相对于居朝堂高位者,在本官俸禄方面可能吃亏了,可只要加上差遣俸禄和勋爵,一样保持现有的水平。
而差遣官位不高,资历相对老一点的官员,无非是将各种贴钱在本官和差遣中换个说法发放。
再结合官制改革中提到的逐年增加比例,差遣不同,未来实际到手的钱粮会越拉越大。这一点能很大程度的激发臣工的上进心,以谋的更高更好的差遣,对于改变国朝当下怠政懒政有极大的好处。
对于资历深差遣低,本官也低的朝臣,暂时来看,短时间是获利了,最起码本官俸禄有所提升。可看明白整个官制改革的实质,就会对擢升有很大的玉望。
乍一看,似乎朝廷会增加支出,或许国朝的臣工都以为会增加支付,但贾宪率领的核算组,详细核算的结果是,在官制改革后,朝廷每年将减少二十多万贯的俸禄支付……事实上,赵曦准备着增加支出的,只是混乱的俸禄机制,在经过清理后,让朝廷有了结余。
“关于任期制的问题需要官家与诸位相公明示。新官制规定,州府郡县的主副官,以及各地驻军主副官都是五年任期制。期满调任,不知这调任的依据如何?”
讨论的气氛很好,不仅限于六部九卿的主官,就连苏辙这样讲武堂的教导也参与了。
苏辙这应该是为他那儿老让人操心的二哥苏轼问的。
“州府郡县的主副官以及军伍厢一级以上的将帅,必须执行五年期满调任制度,这一点没有任何余地。”
“至于调任的依据,这里面涉及到吏部考评、监察衙门意见等各方面因素。调任的权限在官家,参考的依据是考评。”
“每年吏部都整理一份任期满的官员名单,并标注其历年考评结果,经由内阁和监察衙门审核后,呈报官家予以调整。”
“基本原则是有上有下,有进有出。什么意思呢,就是监察衙门有相关处罚记录者、吏部考评为差者,将降低差遣调任。比如由上州调任下州,比如由一州主官调任辅官。”
“考评中平者,辖地也无其他事故,或者出现灾荒未发生大灾难等等情况,原则上是平调。”
“而考评优秀者,辖区产业发展迅速,甚至有创新产业等等,将予以擢升。当然,这一切均由官家决断。”
这不完全属于官制改革的内容,应该属于运行机制和流程的范畴。
富弼回答的,是在商议官制改革中,相公们提到后,赵曦给出的初步设想。
本来赵曦准备让吏部拿意见,只是相公们以为这一点没必要太明确,应该给内阁和君王留余地。
说到任期,赵曦对于议政和内阁并没有做任期的限定。
怎么说呢,要说议政,虽然有本官或者官阶俸禄,但议政并不是常设职位。
之所以确定议政的最高和最低官阶俸禄,是对议政权限的推崇。
议政的任期基本上是随官员差遣而定。比如开封府知府,基本确定为议政,还是排位靠前的议政。
但是,开封府知府有任职年限,如果在任期内违反了监察条例,或者吏部考评为差,那么任期满后的调任就肯定会调任下州府主官,议政排位是肯定靠后了,甚至会失去议政的席位。
这时候,就不再享有议政的官阶俸禄了。
当然,如果是任期满后擢升,自然也不会再享受议政的官阶俸禄,而是享受内阁的官阶俸禄。
国朝的官制,在赵曦看来,就一点是最值得称颂的,那就是低职高用和高职低用。而这次的官制改革,也完全的继承下来了。
这也是赵曦在考虑官阶俸禄、差遣俸禄以及确定议政俸禄标准的因素之一。
以蔡确和吕惠卿为例,从官阶俸禄上,蔡确嘉佑四年,吕惠卿嘉佑二年,蔡确的官阶俸禄比吕惠卿低。
在差遣俸禄上,蔡确跟吕惠卿基本持平。这就造成蔡确实际到手的钱粮,比吕惠卿少。
可在整个国朝朝堂职能上,蔡确作为副总监察、内参总编撰,并不比吕惠卿的市易寺主官轻。
而议政确定了官阶俸禄,就会将他俩实际钱粮取平。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公平,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公平。这不仅取决于是否拥有议政席位,还有本身官阶的因素。
就比如吕嘉问,他属于恩荫得官,跟工坊城李诫类似,资历要比李诫深。
新官制下,吕嘉问的官阶俸禄重新厘定,将高于李诫的官阶俸禄。但是,李诫作为工坊城的辅官,是确定拥有议政席位的,而吕嘉问却不确定。
议政席位上有了差别,李诫的俸禄总计要比吕嘉问高出很多,又不能跟吕惠卿、蔡确相比。
议政席位,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差遣更重要。当然,差遣本身就是议政席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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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官制改革的方案,基本上是官家定大方向,相公们拟草稿,又经过几次上下反复,才最终成稿的。
朝臣们原本应该清楚,之所以召集这次扩大化的议政,赵曦并不是多此一举。
按赵曦后世的经验,所谓的讨论稿,真正用心去琢磨的并不多,只有到了最后关头,人们才会从自己的利益入手,开始考虑即将成稿的方案对自己的利害。
这一次议政,赵曦也只是开个头,就跟高遵甫开口询问一样,只需要把这个讨论的形式打开即可。
而赵曦问富弼的那句话,就是明白的告诉相公们:接下来是你们的事。
确实,接下来的讨论并不激烈,或者说更像是一次答疑,无非是《时论》释义的重复,或者是口语化。
这次议政基本囊括了国朝一定层面上各种类型,完成这一次的答疑,也就可以昭告天下了。
所谓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划分。即便赵曦是以稳定和减少变动为原则,也一样存在获利者和失利者。
官阶,为将着重点放在资历上,也是为考虑那些经年老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现状,采取了以资历取平本官俸禄的办法。
比如苏轼和吕惠卿,同为嘉佑二年,但如今的本官其实是有差别的。就包括冯京那一届,吴充那一届,甚至韩琦、王珪以及富弼他们的同年,如今的本官绝对不会相同。
官制改革后,只要是资历相同,没有严重的过错,在本官俸禄上,朝廷会取平,只用差遣俸禄去区分。
这是一个模糊的统计和核算方法。
相对于居朝堂高位者,在本官俸禄方面可能吃亏了,可只要加上差遣俸禄和勋爵,一样保持现有的水平。
而差遣官位不高,资历相对老一点的官员,无非是将各种贴钱在本官和差遣中换个说法发放。
再结合官制改革中提到的逐年增加比例,差遣不同,未来实际到手的钱粮会越拉越大。这一点能很大程度的激发臣工的上进心,以谋的更高更好的差遣,对于改变国朝当下怠政懒政有极大的好处。
对于资历深差遣低,本官也低的朝臣,暂时来看,短时间是获利了,最起码本官俸禄有所提升。可看明白整个官制改革的实质,就会对擢升有很大的玉望。
乍一看,似乎朝廷会增加支出,或许国朝的臣工都以为会增加支付,但贾宪率领的核算组,详细核算的结果是,在官制改革后,朝廷每年将减少二十多万贯的俸禄支付……事实上,赵曦准备着增加支出的,只是混乱的俸禄机制,在经过清理后,让朝廷有了结余。
“关于任期制的问题需要官家与诸位相公明示。新官制规定,州府郡县的主副官,以及各地驻军主副官都是五年任期制。期满调任,不知这调任的依据如何?”
讨论的气氛很好,不仅限于六部九卿的主官,就连苏辙这样讲武堂的教导也参与了。
苏辙这应该是为他那儿老让人操心的二哥苏轼问的。
“州府郡县的主副官以及军伍厢一级以上的将帅,必须执行五年期满调任制度,这一点没有任何余地。”
“至于调任的依据,这里面涉及到吏部考评、监察衙门意见等各方面因素。调任的权限在官家,参考的依据是考评。”
“每年吏部都整理一份任期满的官员名单,并标注其历年考评结果,经由内阁和监察衙门审核后,呈报官家予以调整。”
“基本原则是有上有下,有进有出。什么意思呢,就是监察衙门有相关处罚记录者、吏部考评为差者,将降低差遣调任。比如由上州调任下州,比如由一州主官调任辅官。”
“考评中平者,辖地也无其他事故,或者出现灾荒未发生大灾难等等情况,原则上是平调。”
“而考评优秀者,辖区产业发展迅速,甚至有创新产业等等,将予以擢升。当然,这一切均由官家决断。”
这不完全属于官制改革的内容,应该属于运行机制和流程的范畴。
富弼回答的,是在商议官制改革中,相公们提到后,赵曦给出的初步设想。
本来赵曦准备让吏部拿意见,只是相公们以为这一点没必要太明确,应该给内阁和君王留余地。
说到任期,赵曦对于议政和内阁并没有做任期的限定。
怎么说呢,要说议政,虽然有本官或者官阶俸禄,但议政并不是常设职位。
之所以确定议政的最高和最低官阶俸禄,是对议政权限的推崇。
议政的任期基本上是随官员差遣而定。比如开封府知府,基本确定为议政,还是排位靠前的议政。
但是,开封府知府有任职年限,如果在任期内违反了监察条例,或者吏部考评为差,那么任期满后的调任就肯定会调任下州府主官,议政排位是肯定靠后了,甚至会失去议政的席位。
这时候,就不再享有议政的官阶俸禄了。
当然,如果是任期满后擢升,自然也不会再享受议政的官阶俸禄,而是享受内阁的官阶俸禄。
国朝的官制,在赵曦看来,就一点是最值得称颂的,那就是低职高用和高职低用。而这次的官制改革,也完全的继承下来了。
这也是赵曦在考虑官阶俸禄、差遣俸禄以及确定议政俸禄标准的因素之一。
以蔡确和吕惠卿为例,从官阶俸禄上,蔡确嘉佑四年,吕惠卿嘉佑二年,蔡确的官阶俸禄比吕惠卿低。
在差遣俸禄上,蔡确跟吕惠卿基本持平。这就造成蔡确实际到手的钱粮,比吕惠卿少。
可在整个国朝朝堂职能上,蔡确作为副总监察、内参总编撰,并不比吕惠卿的市易寺主官轻。
而议政确定了官阶俸禄,就会将他俩实际钱粮取平。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公平,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公平。这不仅取决于是否拥有议政席位,还有本身官阶的因素。
就比如吕嘉问,他属于恩荫得官,跟工坊城李诫类似,资历要比李诫深。
新官制下,吕嘉问的官阶俸禄重新厘定,将高于李诫的官阶俸禄。但是,李诫作为工坊城的辅官,是确定拥有议政席位的,而吕嘉问却不确定。
议政席位上有了差别,李诫的俸禄总计要比吕嘉问高出很多,又不能跟吕惠卿、蔡确相比。
议政席位,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差遣更重要。当然,差遣本身就是议政席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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