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2章 民族英雄(1700月票加更)
“星联,你可知道,现在中国的海港检疫权还在外国人手上,如果我们能借助这次会议把海港检疫权要回来,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是一件大大的好事;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中国人有能力检疫、控制好疫情,所以为什么还要把这项权力交给外国人呢?”这项工作同样也是伍连德完成的,不过并不是现在,而是在1930年,沈隆觉得这个时间点似乎可以提前一些。
所以海港检疫权,顾名思义就是在海港检验外来疫情的权力,这项工作日后归属海关检验检疫局管理,在几乎所有国家,这项权力都是归属本国所有的,但是在如今的中国,这项权利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中国现代的海港检疫历史起源于1873年的上海和厦门,当时是为了应对暹罗和马来亚爆发霍乱的威胁;1873年7月,曼谷发生霍乱的警告传到了上海,海关医官亚历山大-贾米森医生草拟了4条暂定检疫章程,并且针对所有从暹罗驶来的船只实行检疫。
厦门海关医官万巴德医生在确认英属海峡殖民地爆发霍乱的消息后,也针对有疫港口船只实行了检疫,乘客在进入内港之前都会经过检查。
1874年7月30日,上海港对暂定检疫章程进行了修订,扩充到了8条,该章程规定,“凡传染疫之指定,应由海关监督及领事团定夺之;迨传染疫定后,辄由海关监督,通知海关理船厅及吴淞主任官……检疫医官应编制报告,以报告理船厅及其长官与关系领事官……凡有违犯此章程者,应由各自国家长官处罚。”
由此,海关掌握了海港检疫权,而外国领事团也借口治外法权对中国海港检疫事务横加干涉;中国各个港口虽然此后相继开办检疫事务,但检疫权大多操纵在外籍医官手中。
必须提到的是,在如今这个时间段,港口医官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肥缺,尤其是在两个重要的移民港口——汕头和厦门,在前往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和海峡殖民地的过程中,疫苗注射证明是必备证件。
每个月都有上千移民乘轮船离开港口,医生能够从每个乘客的身上捞取1美元,而医生收取的所有费用都被认为是其合法规费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一个身处此位的医生来讲,其收入规模之可观,是可以想象的。
沈隆就曾经在《英国医学杂志》和《柳叶刀》的广告栏上,经常可以看到转手厦门和汕头“肥缺”的广告,开价为5000~6000英镑,并且竟然还允许分期付款和一次结清两种付款方式,这可是二十世纪初的英镑啊。
这时候一英镑差不多等于七库平两白银,也就是说一个港口医生的缺价值高达三四万两白银,这时候买个道台才多少钱?
庆亲王奕劻和大臣那桐开设庆那公司卖官鬻爵,对官职明码标价,一个邮传部尚书才只要三十万两白银而已,盛宣怀出了三十万就拿到了这个职位,而区区一个港口医官的售价就能达到尚书的十分之一,想想真是可怕啊。
“光收钱也就罢了,他们还在检疫的过程中任意凌辱中国人,借机敲诈勒索,可以说是无恶不作,要是能借着这个机会收回港口检疫权,则善莫大焉!”沈隆给伍连德详细说明了港口检疫权的重要性。
“中国必须收回港口检疫权,一是为国人设保障,拒外疫之来侵,谋国民之幸福;二是海口检疫权操纵于无专门学识之外人为最耻……以致吾国为东方病夫;三是检疫费用被外人贪渎;四是海口检疫为国家要政,若归外人包办,徒予外人利益,有害民生,大失国体,应即收回,盖此权为外人主办者,为现世所未见……查今日尚受此奇辱者,只有吾国而已。”伍连德很快总结出这一行为的必要性。
“这件事对那些港口医官是天大的事情,不过对各国使馆来说却是小事,如果是大事,我们想拿回来恐怕不容易,这种小事或许还有可能。”沈隆还是很现实的,类似租借权、采矿权这种大事,依照目前的情况,那是想也不用想。
不过港口检疫权最重要的利益方只是那些港口医官而已,“按照如今国际通行标准,想执行港口检疫权必须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有合格之卫生人员,二有合格之消毒器,三有灭鼠器,四有合格之检疫所及隔离所,五有合宜之细菌研究室,六有传染病医院,七有安全自来水,八有传染病统计报告。”
“而如今魔都、厦门、广州等主要港口,从外国留学归来、熟悉西方医学、有能力做检验检疫的医生为数不少,他们完全能代替洋人担负起这个责任来;而我们这次对疫情的成功控制,也证明了这一点!”沈隆说道。
于是沈隆和伍连德一起起草了文书,将这件事详详细细写了上去,拿去交给施肇基,施肇基考虑许久之后,利用会议间隙和各国大使进行了协商,沈隆和伍连德也竭力证明中国的确有这个实力,并利用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说服。
结果,等会议结束的时候,这件事儿还真被他们给办成了,伍连德担负起组建中国自己的海港检疫部门的重任,马上高高兴兴地去筹集款项、招收人员,准备从外国人手里收回海港检疫权,沈隆也和他一起制定了这个部门的组织架构、管理条例等等,同时从自己学校、医院里选了几名能力出众的年轻人去帮他。
消息传回京城,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朝廷大感振奋,各地的报纸也对此大书特书,说这件事大涨中国人的士气,因此,继在东北获得了万家生佛的称号之后,沈隆和伍连德又有了新的头衔,多家媒体都称呼他二人为民族英雄。
等会议结束,沈隆在东北的事情也干完了,准备返回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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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海港检疫权,顾名思义就是在海港检验外来疫情的权力,这项工作日后归属海关检验检疫局管理,在几乎所有国家,这项权力都是归属本国所有的,但是在如今的中国,这项权利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中国现代的海港检疫历史起源于1873年的上海和厦门,当时是为了应对暹罗和马来亚爆发霍乱的威胁;1873年7月,曼谷发生霍乱的警告传到了上海,海关医官亚历山大-贾米森医生草拟了4条暂定检疫章程,并且针对所有从暹罗驶来的船只实行检疫。
厦门海关医官万巴德医生在确认英属海峡殖民地爆发霍乱的消息后,也针对有疫港口船只实行了检疫,乘客在进入内港之前都会经过检查。
1874年7月30日,上海港对暂定检疫章程进行了修订,扩充到了8条,该章程规定,“凡传染疫之指定,应由海关监督及领事团定夺之;迨传染疫定后,辄由海关监督,通知海关理船厅及吴淞主任官……检疫医官应编制报告,以报告理船厅及其长官与关系领事官……凡有违犯此章程者,应由各自国家长官处罚。”
由此,海关掌握了海港检疫权,而外国领事团也借口治外法权对中国海港检疫事务横加干涉;中国各个港口虽然此后相继开办检疫事务,但检疫权大多操纵在外籍医官手中。
必须提到的是,在如今这个时间段,港口医官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肥缺,尤其是在两个重要的移民港口——汕头和厦门,在前往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和海峡殖民地的过程中,疫苗注射证明是必备证件。
每个月都有上千移民乘轮船离开港口,医生能够从每个乘客的身上捞取1美元,而医生收取的所有费用都被认为是其合法规费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一个身处此位的医生来讲,其收入规模之可观,是可以想象的。
沈隆就曾经在《英国医学杂志》和《柳叶刀》的广告栏上,经常可以看到转手厦门和汕头“肥缺”的广告,开价为5000~6000英镑,并且竟然还允许分期付款和一次结清两种付款方式,这可是二十世纪初的英镑啊。
这时候一英镑差不多等于七库平两白银,也就是说一个港口医生的缺价值高达三四万两白银,这时候买个道台才多少钱?
庆亲王奕劻和大臣那桐开设庆那公司卖官鬻爵,对官职明码标价,一个邮传部尚书才只要三十万两白银而已,盛宣怀出了三十万就拿到了这个职位,而区区一个港口医官的售价就能达到尚书的十分之一,想想真是可怕啊。
“光收钱也就罢了,他们还在检疫的过程中任意凌辱中国人,借机敲诈勒索,可以说是无恶不作,要是能借着这个机会收回港口检疫权,则善莫大焉!”沈隆给伍连德详细说明了港口检疫权的重要性。
“中国必须收回港口检疫权,一是为国人设保障,拒外疫之来侵,谋国民之幸福;二是海口检疫权操纵于无专门学识之外人为最耻……以致吾国为东方病夫;三是检疫费用被外人贪渎;四是海口检疫为国家要政,若归外人包办,徒予外人利益,有害民生,大失国体,应即收回,盖此权为外人主办者,为现世所未见……查今日尚受此奇辱者,只有吾国而已。”伍连德很快总结出这一行为的必要性。
“这件事对那些港口医官是天大的事情,不过对各国使馆来说却是小事,如果是大事,我们想拿回来恐怕不容易,这种小事或许还有可能。”沈隆还是很现实的,类似租借权、采矿权这种大事,依照目前的情况,那是想也不用想。
不过港口检疫权最重要的利益方只是那些港口医官而已,“按照如今国际通行标准,想执行港口检疫权必须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有合格之卫生人员,二有合格之消毒器,三有灭鼠器,四有合格之检疫所及隔离所,五有合宜之细菌研究室,六有传染病医院,七有安全自来水,八有传染病统计报告。”
“而如今魔都、厦门、广州等主要港口,从外国留学归来、熟悉西方医学、有能力做检验检疫的医生为数不少,他们完全能代替洋人担负起这个责任来;而我们这次对疫情的成功控制,也证明了这一点!”沈隆说道。
于是沈隆和伍连德一起起草了文书,将这件事详详细细写了上去,拿去交给施肇基,施肇基考虑许久之后,利用会议间隙和各国大使进行了协商,沈隆和伍连德也竭力证明中国的确有这个实力,并利用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说服。
结果,等会议结束的时候,这件事儿还真被他们给办成了,伍连德担负起组建中国自己的海港检疫部门的重任,马上高高兴兴地去筹集款项、招收人员,准备从外国人手里收回海港检疫权,沈隆也和他一起制定了这个部门的组织架构、管理条例等等,同时从自己学校、医院里选了几名能力出众的年轻人去帮他。
消息传回京城,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朝廷大感振奋,各地的报纸也对此大书特书,说这件事大涨中国人的士气,因此,继在东北获得了万家生佛的称号之后,沈隆和伍连德又有了新的头衔,多家媒体都称呼他二人为民族英雄。
等会议结束,沈隆在东北的事情也干完了,准备返回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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